邓初华解释说，一周前，吴芷娅接到周小萸的电话求救，在电话中，周小萸仅仅说了一句话，说自己被绑架了，后来就没有声音了。吴芷娅一次又一次给周小萸打电话，电话是通的，可没有人接听。吴芷娅找了几个人商量，有人劝她等一等，既然绑架，人家一定要勒索，等有勒索消息后再说。等了几天没有任何消息，吴芷娅向区公安分局报警。分局刑警队虽然立案，并没有太重视，未列入大案要案，目前只是在进行普通调查。邓初华是老公安，他很清楚所谓普通调查是怎么回事，实际就是没有调查，在静等事态发展变化。

卢新华的脑子不太好用，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说，周小萸一定是自己惹了什么麻烦。这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杜崇光的脑子转得快一些，说，难道周小萸真被绑架，与黎兆平有关?

邓初华说，周小萸失踪已经七天，被绑架的可能性极大。至于是不是与黎兆平有关，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借助这件案子做一做文章。如果有关，正好，我们就以黎兆平涉案为由，向省委办公厅汇报。即使无关，也不要紧，只要案子一天不破，周小萸一天没有出现，谁都无法确认与黎兆平没关。

杜崇光来了兴趣，将牌一推，说，不打了。这件事，我们需要好好研究一下。要搞出一个执行方案来。

赵正全说，这方面，我们都不内行。初华市长，你说吧，我们听你指挥就是了。邓初华从事公安政法工作多年，是办案的高手，他不得不给其他人上普法课。他分析说，从司法意义上说，周小萸目前还不能算绑架，甚至不能算失踪。绑架案的确认，除了当事人发出的求救信息之外，更重要一点，在于罪犯的勒索行为确定。周小萸和家人失去联系已经七天，但是不是被绑架?仅凭一个求救电话，很难确认，因为无法排除她喝醉了酒或者和人开玩笑的可能。加上她本就是请假外出旅游。又缺乏其他线索的情况下，认定绑架的证据不足。这也是公安部门认定为一般案件的原因。退一步说，周小萸真的被什么人控制起来了，也存在一个绑架还是非法拘禁的定性问题。绑架罪有两个主要特征，其犯罪方式是暴力挟持并且控制人身自由，犯罪目标是勒索。仅有犯罪方式而没有勒索行为，极有可能被定性为非法拘禁。所以，具体到周小萸失踪这件事，目前至少存在这样几种可能，一是涉及犯罪和非犯罪可能。非犯罪可能，不需要深入讨论，即使涉及犯罪，也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某类犯罪分子以勒索为目的的绑架行为，一是与黎兆平案有关的拘禁行为。

邓初华说，其他方面，我们不需要讨论，仅仅讨论黎兆平身后人作案的可能。黎兆平比周小萸富裕得多，绑架周小萸勒索钱财的可能，几乎不存在。如果真是黎兆平身后的人绑架了周小萸，只有一种可能，通过威逼利诱等方式，迫使周小萸说出某种真相。若真是如此，这就不是一起严格的绑架案，而是一起非法拘禁案。

蒋为纲在法律方面懂得多一些，他说，如果仅仅只是一起非法拘禁案，我们大动干戈，意义就不大了。

杜崇光说，管它是什么，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难道就不能办成个绑架案?

邓初华说，办成绑架案，必须有两大前提，一，作案过程中存在暴力挟持行为，比如使用器械或暴力等；二，犯罪行为是由行为人自动终止，还是由警方介入而终止。

蒋为纲说，就算是由警方介入而终止，也可能定性为非法拘禁吧。

邓初华说，是，这要取决于整个犯罪过程中，案犯对受害人身体伤害的情况以及法官的最后裁定。不管法官最终认定是非法拘禁还是绑架，现在都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努力达成一个结果，即由警方介入将人质营救，而不是由犯罪行为人自动释放。就目前的情况判断，可以得出两个推论，一是周小萸还没有开口，二是周小萸已经开口。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估计周小萸很快就会被释放，此事纠缠下去的意义不大了。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就一定要想办法，由警方来营救周小萸。

杜崇光说，既然如此，那你就去一线督战。需要任何支援，说一声就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我这里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邓初华的车已经走了，杜崇光打了一个电话，让自己的司机送邓初华去区公安分局刑警队。

路上，邓初华给刑警队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之说，已经查清楚了，周小萸最后那个电话，来自海南省三亚市。另一路人马查了周小萸的出入境记录，得知她于七天前乘飞机去了三亚市，并且没有返程记录。

邓初华问，你们查过航班没有?今晚还有没有去三亚的航班?对方说，已经查过，不仅没有去三亚的航班，甚至没有去海口的航班。

邓初华说，那就开车去，你们立即准备，我马上赶到。常务副市长赶到区分局刑警队来指挥办案，这是前所未有的，所有刑警都感到此案异常特别。

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队长杨全勇得知消息，意识到此案非同小可。立即部署。一起未收到勒索信息的绑架案，绑架人数又仅仅只有一人，只是普通案件。中国人口实在太多，案子多如牛毛，若在六七十年代，死亡一人以上的案件，属于特大案件，由市公安局刑警队侦办，省公安厅督办。现在，这样的案子若仍然由市公安局来办的话，大概将市公安局所有警力用来办理各类刑事案，人员都分派不过来。相关的立案标准一调再调，死亡二人以下的案件，下放到了区公安分局。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编制，也因此一扩再扩，直扩到八个中队，仍然忙不过来。

具体到周小萸案，吴芷娅报警时打的是110。按照分片管理原则，最先去找吴芷娅录口供的是辖区派出所。派出所一听，是一起绑架案，超出了他们的管辖权限，便上报区公安分局。分局分析了一下，觉得这件案子很难定性为绑架。报案人只是接到一个求救电话，那个电话又仅仅只是说了一句话。从这个电话判断。可能是绑架，但也完全可能不是。但是，毕竟有报案，刑警队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他们打过周小萸的电话，证实手机关机。又向人民医院作了一番了解，得知周小萸请假外出。有同事证实说，她要出去旅游。刑警队查了出入境记录，证实她到了海南省三亚市。

绑架案的特点是；伴随勒索，只有勒索以及交保过程中，方能够抓住绑架者的相关线索。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勒索的话，仅凭一个求救电话，甚至无法确定绑架案已经发生。再说，周小萸并不是富婆，在雍州市都没有人绑架，跑到三亚旅游，却被人绑架了?有点逻辑不通。这件案子，就这么搁了起来。

其后几天，因为一直没有勒索电话，除了吴芷娅不断打电话催问，谁都没理这件事。谁都不知道此事怎么就传到了常务副市长邓初华那里。邓初华一个电话，公安分局顿时高度紧张。杨全勇决定第二天向区局长汇报后再决定进一步行动，没料到，邓初华在当晚再一次打电话过问此案，并且要求立即派人前往海南。

杨全勇临时着忙，一面给值班室打电话，一面往刑警队赶来。值班副大队长说，现在各个中队都有案子，又是晚上时间，不可能安排一个中队接案，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各中队抽调人手，组成一个专案组。杨全勇说，这件案子，由我亲自负责。你现在就着手调人，我马上赶过来。由我亲自担任组长，立即赶去海南。因为要从各中队抽调人员，值班副大队长需要和各中队长协调，如此一来，刑警队八个中队，全都知道了此事。

杨全勇的意思是派两辆车去海南，值班副大队长考虑，既然杨大队长亲自挂帅，车子就得安排好一些，大家尽可能坐得松一点。他作了更进一步准备，计划调三辆车，且都是三菱越野车。刑警队只能调出一辆，另外两辆，得从其他部门抽调。不得不向区分局调车，区分局因此有好几个部门知道了此事。赶来分局的路上，邓初华反复思考，自己是否有必要亲自前往三亚。自己亲自去，有利于掌握即时动态，全面部署，也有利于三亚方面配合的规格。但是，也有很大弊端。弊端之一，作为常务副市长，无论因公还是因私离开本市，都需要向政府办公厅报告，如此一来，他对周小萸案件的重视，就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其二，哪怕他不说明前往哪里去干什么，市政府办公厅也会查清楚。那时，市里便会清楚他正在督办周小萸案。周小萸与黎兆平案有关，由此生出的变数，难以估计。其三，消息难保不传到黎兆平那条线上。此案是否黎兆平所为，还属未知数，若果真是黎兆平所为，到底是黎兆平的个人行为还是黎兆平背后那条线的组织行为?抑或是其他力量作用的结果?不得而知。过早暴露，可能增加变数。其四，就像下围棋，将味道做尽了，不留余地，是新手的搞法。真正的高手，一定不会将势做尽。

具体到这件案子上，将势做尽的最大坏处在于，就算他们胜利了，可与黎兆平或者彭清源关系密切的一些人，还在江南官场。邓初华此举，等于明确宣布，这所有人，都是他的政敌。这无疑是在为自己种刺。

到达分局刑警队后。邓初华和杨大队长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他充分肯定了杨全勇亲自挂帅的做法，并且夸赞杨大队长是一个有良好政治素质的干部，这样的干部，在整个公安系统不多见。此前，自己没有发现杨大队长这种素质，既是自己失察，也是杨大队长没有抓住机会好好表现。这就等于暗示，只要此案办好了，将会得到提拔。

杨全勇虽然不清楚这么一件普通案子为何惊动如此重要的人物，却也能从邓初华的语气中，强烈感受到市里对此案的重视。另一方面，作为老刑警，杨全勇已经意识到，此案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还有更多深层的内幕没有浮出水面。上路之后，杨全勇立即进行了一番调查，得到的结果是，周小萸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她可能与很多高官保持着床上关系。

杨全勇意识到，自己不该揽这件活，只后悔没有早点避开。赶到三亚已经是第二天中午，杨全勇等人顾不得休息，立即赶去三亚市公安局刑警队。知道他们要来，三亚方面已经作过一番调查，结果和杨全秀他们做过的如出一辙，先查一下当地航空公司，看有没有周小萸的出境记录。国内旅行，航空公司的资料有限，所能查到的仅仅只有两项，其一，是否购买机票，其二，是否登机，至于是否到境或者中途改变行程，则无法显现。三亚公安局查到的记录显示，没有周小萸通购买机票离境的记录。

接下来，他们通过电信部门查找周小萸的手机在本地通话的情况。一份通话清单很快被打印出来。这份清单，杨全勇他们通过雍州市电信部门已经得到，略有不同的是，三亚市的记录更全面具体，细致到了每一次通话时，信号来源于哪一个基站。最后一次通话记录，显示在凤凰镇扎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