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清晨，气候温和干燥。这天早上，阿尔卡迪奥法官和他女人欢爱的时候，把蚊帐的挂绳扯断了，两个人一起跌到地上，裹在蚊帐里。

“搁在这儿吧，”法官的女人喃喃地说，“待会儿我来收拾。”

他们赤条条地从乱作一团的蚊帐里爬出来。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到箱子前去找一条干净的内裤。等他回来，他的女人已经穿好衣服，正在收拾蚊帐。法官走过去，也没有看他的女人一眼，就坐在床铺的另一边穿鞋子，还哼哼地喘着粗气。那女人跟了过来，把圆鼓鼓的肚子抵在他的胳臂上，用牙齿咬他的耳朵。法官轻轻把她推开。

“让我安静一会儿。”他说。

他的女人咯咯咯地笑了一阵，显得底气很足。她跟在男人后面走到房间另一端，用手指捅了捅他的腰眼。“驾！小毛驴！”她说。法官往旁边一跳，推开了她的手。她不再逗弄她的男人了，呵呵大笑起来。蓦地，她把脸一绷，高声叫道：

“耶稣！”

“怎么啦？”法官问。

“门敞着哪！”她大声地说，“哎呀！真丢人！”

她咯咯笑着跑进盟洗室。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等着喝咖啡。牙膏里的薄荷味凉丝丝的十分爽口。他高高兴兴地走到大街上。太阳黄澄澄的。叙利亚人坐在自家店铺门前，凝望着静静的小河。走过希拉尔多大夫诊所的时候，法官用手挠了挠纱门，脚步不停地嚷道：

“大夫，治头疼哪种药最好？”

大夫从屋里回答说：

“头天晚上别喝酒最好。”

码头上，有几个女人正在高声谈论昨天晚上贴出来的一张新匿名帖。今天黎明时，天气晴朗，没有下雨。女人们去望五点钟的弥撒，看到了这张帖子，眼下弄得满城风雨。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停下来。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头牤牛，被人穿上鼻环直往台球厅里拉。进去后，法官要了一瓶冰镇啤酒和一片止痛片。刚刚九点钟，台球厅里已经高朋满座了。

“全镇的人都在闹头疼。”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拿着酒瓶走到一张桌子前。桌边有三位顾客守着啤酒杯在发呆。他在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

“又出事了？”他问。

“今天早晨贴出了四张匿名帖。”

“大伙儿看到的那张，”其中一个人说，“是给拉盖尔·孔特蕾拉丝贴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边嚼着止痛片，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第一口喝下去，觉得有点恶心。随后肚子里有了底，再喝就觉着清新爽口了。

“上面说些什么？”

“都是些混账话，”那个人说，“说她今年出了几趟门，她自己说是去装牙套，其实是去打胎。”

“这件事还用得着贴匿名帖？”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人们早就传开了。”

炎热的太阳刺得人眼睛生疼。法官离开台球厅的时候，却还没有觉出早晨带给人的不适。他径直朝法院走去。法院秘书——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在那儿煺鸡毛。他用疑惑的目光从眼镜上面看着法官。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这档子事总得办啊。”法官说。

秘书趿拉着一双拖鞋走到院子里，隔着栅墙把煺了一半毛的母鸡交给饭店的厨娘。虽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接任已经十一个月了，今天却是他第一次坐在办公桌前。

这间破旧的办公室被一道木栅栏隔成两间。外屋，在蒙着眼睛、手持天平的公正之神的画像下面，放着一张木制的长靠背椅。里屋，面对面放着两张旧办公桌，还有一个书架，书上积满尘土，另外有一台打字机。法官的办公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铜十字架。对面墙上挂着一幅镶框的石板画，画上有一个笑眯眯的秃顶胖男人，胸前佩戴着总统绶带，下面有一行金灿灿的大字:和平与正义。这幅画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一件新东西。

秘书用手帕蒙住鼻子和嘴，开始用掸子掸掉办公桌上的灰尘。“要是不把鼻子遮上点儿，准得咳嗽。”他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坐在转椅里把头朝后一仰，伸直两条腿，试了试椅子的弹簧。

“摔不下去吧？”他问。

秘书摇了摇头。“上届法官维特拉遇害的时候，弹簧全都绷开了，”他说，“现在已经修好了。”他没有放下手帕，又接着说：

“换了政府以后，镇长马上派人来修理转椅。把专案人员派出去，四处进行调查。”

“镇长巴不得法院能正常工作。”法官说。

他打开中间的抽屉，拿出一串钥匙，接着把抽屉一个个全都打开。抽屉里塞满了纸。法官用食指翻了翻那些纸片，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他又把抽屉关好，把办公桌上的文具收拾了一下。桌上有一个红墨水瓶、一个蓝墨水瓶和一红一蓝两支钢笔。墨水已经完全干了。

“镇长对您很有好感。”秘书说。

法官坐在转椅里摇来摇去，一边擦抹椅子扶手，一边用阴郁的目光望着秘书。秘书凝视着他，似乎要把此时此刻的光线下法官端坐在转椅上的姿态永远印在脑海里。他用手指着法官说：

“维特拉法官遭到枪击的时候，和您现在的姿势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法官用手敲了敲太阳穴上暴出的青筋。他的头又疼了起来。

“当时我在这儿。”秘书朝木栅另一边走去，指着打字机继续说。他一面不住地唠叨着，一面趴在木栅上，举起掸子当枪一样对准阿尔卡迪奥法官，那副架势活像牛仔片里的江洋大盗。“三名警察就这样站着，”他说，“维特拉法官一看见他们，立刻举起双手，慢吞吞地说：‘别杀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椅子砰地倒在一边，维特拉法官摔倒在另一边，中弹身亡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用手使劲按住脑袋，直觉得里面咚咚直跳。秘书解下手帕，把掸子挂在门后，又说：“这件事，说来说去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喝醉了，说什么只要他在这儿，就要保证选举的纯洁性。”说到这儿他住了口，只见法官用手捂着胸口，蜷缩在办公桌上。

“您不太舒服吗？”

法官回答说，是的。他讲了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要秘书到台球厅去要一片止痛片和两瓶冰镇啤酒。一瓶啤酒下肚后，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心里清爽多了，脑袋也清醒了。

秘书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现在有什么可干的？”他问。

“没什么事。”法官说。

“您看，我能不能离开一下，帮玛丽娅把鸡毛煺了。”

法官不同意。他说：“这里是执法机关，不是煺鸡毛的地方。”他摆出一副关切的样子，自上而下地打量着他的下属，又接着说：

“您把那双拖鞋扔了，穿双好鞋再来上班。”

临近中午的时候，天气越发热了。到十二点钟，阿尔卡迪奥法官已经灌下一打啤酒。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醉眼迷离地跟秘书谈起过去逍遥自在的生活。一个个漫长的礼拜天都是在海滨度过，不知餍足的混血女郎躲在大门洞里，和男人寻欢作乐。“那时候，生活就是如此。”法官一边说，一边把大拇指和食指捻得啪啪响。秘书一言不发，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赞同。阿尔卡迪奥法官说着说着，舌头有点不太灵便了，却愈发起劲地回忆着往事。

一点的钟声敲响了，秘书显得不太耐烦。

“汤都凉了。”他说。

法官不让他站起来，说道：“在这种镇子上，难得碰上一位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秘书连声道谢。他热得筋疲力竭，只得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这个礼拜五真是长得没有尽头。两个人坐在炽热的锌板屋顶下又闲扯了半个钟头。天气热得像蒸笼，镇上的人开始睡午觉了。秘书勉力支撑着，又提到匿名帖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耸耸肩。

“你也在挂念着这件缺德事哪。”法官说，他第一次用“你”来称呼秘书。

秘书不打算再闲聊下去，饥饿和憋闷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他并不认为张贴匿名帖仅仅是件蠢事。“已经死了一个人，”秘书说，“照这样下去，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接着，他讲述了某镇发生的事。他说，由于到处张贴匿名帖，那个小镇七天之内就完蛋了，有的居民互相残杀，侥幸活下来的人把死者从地里刨出来，带着遗骨远走他乡，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法官听着秘书的讲述，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他慢悠悠地解开衬衣扣子，心里想，这位秘书倒挺喜欢情节恐怖的故事。

“你说的这些不过是一本非常简单的侦探小说。”法官说。

秘书摇了摇头。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上大学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专门破解奇案的组织。每个成员都要看一本情节离奇的小说，看到关键的地方就停下来。周末，大家聚在一起来破解这些案件。“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法官说，“我很熟悉经典作家的作品，这自然帮了我大忙。经典作家们发现了生活的一条逻辑，借助它可以洞察一切秘密。”接着，他举出一个例子：一天晚上十点钟，有一个人在一家旅馆登记住宿，登完记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服务员给他送咖啡，发现他死在了床上，而且尸体已经腐烂。把尸体一解剖才发现，原来头天晚上的来客早在八天前就死了。

秘书站起身来，浑身的骨节咔吧咔吧直响。

“这就是说，来客到旅馆之前已经死了七天。”秘书说。

“这个故事是十二年前写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接着说，“但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这个秘密就被点破了。”

他正要把秘密说出来，秘书却忍耐不住了。“自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没有人弄清过匿名帖是谁贴的。”他毫不客气地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斜睨着他。

“我敢打赌，我会发现的。”法官说。

“好吧，一言为定。”

对面房子里，蕾薇卡·德阿希斯躺在闷热的卧室中，简直喘不过气来。她脑袋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打算睡午觉，可又睡不着。她在太阳穴上贴了两片湿润的树叶。

“罗贝托，”她冲着丈夫说，“你再不开窗子，我们都要热死了。”

罗贝托·阿希斯打开窗户。这时候，阿尔卡迪奥法官正好离开办公室。

“你睡吧。”罗贝托·阿希斯恳求体态丰盈的妻子说。她身穿一件薄薄的尼龙衫，张开两只胳臂，躺在玫瑰色的幔帐里。“我发誓把这一切通通忘掉。”

妻子叹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罗贝托·阿希斯睡不着觉，在卧室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亮的时候，他差一点抓住那个张贴匿名帖的人。他听见房子前面有沙沙的纸声，还听见有人用手来回摩挲，把纸平贴在墙上。不过，他明白得太晚了。等他打开窗子一看，匿名帖已经贴好，广场上连个人影也没有。

从那时候起，蕾薇卡·德阿希斯一直费尽心思地开导她丈夫，劝他不要激动。最后，她提出一个绝办法：为了彻底证明她的清白无辜，她愿意当着丈夫的面向安赫尔神父大声忏悔。这个委曲求全的法子还真灵验。罗贝托·阿希斯尽管气昏了头，听到妻子提出这个办法，也只好偃旗息鼓，不敢再闹下去了。到下午两点钟，他答应妻子说，不再惦记匿名帖的事了。

“心里有事最好说出来，”妻子闭着眼睛说，“闷在肚子里，会闹大病的。”

罗贝托·阿希斯走出房间，顺手把门关好。在这栋宽敞昏暗、关得严严实实的房子中，他听见隔壁屋里隐隐地传出电风扇的呼呼声，母亲正在睡午觉。他从冰箱里取出一杯柠檬水，喝了下去。黑人厨娘睁开一双困倦的眼睛看了看他。

厨娘待在一个风凉的地方，问罗贝托·阿希斯要不要吃午饭。他掀开锅盖，一只甲鱼四脚朝天地漂在滚开的水里。他脑海中倏地闪过一个念头：这只甲鱼被扔进锅里的时候，还是活生生的，等到把它端上桌子，用刀切开，它的心脏恐怕还得跳一阵吧。想到这儿，他并没有感到震悚。心底如此坦然，今天这还是头一次呢。

“我不饿。”说着他把锅盖盖好。走到门口，又说：“太太也不吃了。她一整天都闹着头疼。”

他的房间和母亲的房间有一条墁着绿砖的走廊相连。从走廊上望去，可以看见院子深处有一个铁丝搭的鸡窝。在靠母亲那边，走廊的屋檐下挂着几只鸟笼，还有好多盆艳丽夺目的鲜花。

他七岁的女儿刚刚在躺椅上睡完午觉，面颊上还留着藤条的印迹。她嘟嘟嚷嚷地向父亲问了声好。

“快三点了。”罗贝托·阿希斯压低声音说，然后又慈祥地补了一句：“快醒醒吧。”

“我梦见一只玻璃猫。”女儿说。

他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了一下。

“怎么回事？”

“全身都是玻璃的，”女儿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她梦见的那只猫什么模样，“就跟一只玻璃小鸟一样。不是鸟，是猫。”

罗贝托·阿希斯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愣怔怔的仿佛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迷了路。“把梦忘掉吧，”他咕咕哝哝地说，“这种事不值得记住。”这时，只见母亲走到卧室门口，他顿时打起精神来。

“你好点儿了。”他说。

阿希斯寡妇苦笑了一下。“我一天比一天好，好去投张票。”她抱怨地说，边说边把浓密的铁青色头发挽了个髻，然后走到走廊上给鸟笼换水。

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刚才女儿睡觉的躺椅上，用手垫着后脑勺，一双无神的眼睛瞧着身穿黑衣、骨瘦如柴的母亲和小鸟悄悄地低语。小鸟浸到冷水里，欢快地扑棱着翅膀，把水溅了老太太一脸。阿希斯寡妇换完水，扭过脸来，心神不安地打量着自己的儿子。

“你上山去了？”她说。

“没去，”儿子说，“有些事要办。”

“礼拜一再走吧。”

罗贝托·阿希斯用目光表示同意。这时候，一个赤脚的黑人女仆领着小女孩穿过堂屋，送她去上学。阿希斯寡妇站在走廊上，一直等到她们走出去。随后，她向儿子打了个手势，罗贝托·阿希斯跟着她来到宽敞的卧室里。电风扇还在呼呼吹着。老太太疲惫不堪地一屁股跌坐在电风扇前破旧的藤摇椅上。刷过浆的洁白的墙上悬挂着九个镶黄铜边的镜框，里面放着几个人童年时的照片。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华丽的床上。照片上有些人就是郁郁不乐地老死在这张床上的，其中就有罗贝托·阿希斯的父亲。他是去年十二月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