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赫尔神父推开纱门，只见凉席上躺着一个小娃娃，是男是女看不出来。孩子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浑身皮肤焦黄。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背靠着板墙坐在那里。神父没闻到什么邪味，但是他想，这个病人一定是臭气熏天的。

“这是谁？”神父问。

“我的孩子。”女人回答说。她仿佛自我辩解一样又加上一句:“两年前，这孩子便过一次血。”

病人的脑袋没有动弹，只把眼睛转向门口。神父不由得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怜悯之心。

“怎么给他治的？”他问。

“这阵子一直给他吃绿芭蕉，”女人说，“这东西挺能止血的，就是他不爱吃。”

“你们应该带他来忏悔。”神父说。

话是这么说，可神父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用手指搔搔纱窗，把脸贴近窗子往里看了看。希拉尔多大夫正在一个研钵里捣什么东西。

“这孩子是什么病？”神父问。

“我还没给他检查呢。”大夫回答说。然后，他边想边说：“这就是遵照上帝的意旨降临到人间的灾祸，神父。”

神父没有答理他。

“我这辈子见过的死人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这可怜的孩子那样面无人色。”大夫说。

神父告辞出来。码头上没有一条船。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安赫尔神父心中明白，看见那个病孩子以后，他的心境大变。他骞然想起约会的时间已过，便连忙加快脚步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坐在一把折叠椅里，两手撑住头。

“您好。”神父慢吞吞地说。

镇长抬起头来。神父看见他那双红色的眼睛里充满绝望的神情，不禁颤抖了一下。镇长半边脸刚刚刮过，光溜溜的，另外那半边抹着泥灰色的药膏，简直像是泥泞的乱草堆。他嗓音嘶哑地哎哟了一声。

“神父，我得自己给自己一枪了。”

安赫尔神父听了大吃一惊。

“吃那么多止痛片，您一定是中毒了。”他说。

镇长用脚一下一下地猛踢着墙壁，两手揪住头发，狠狠地把脑袋往木板上撞。神父从未见过一个人竟会疼成这样。

“那就再吃两片药吧，”他真心实意地把自己头晕时常服的药告诉了镇长，“再吃两片，死不了人。”

这话倒是不假。神父心里明白，面对人类的痛苦，他总是束手无策。他用眼睛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搜寻着止痛片。屋里靠墙放着六张小皮凳，还有一个玻璃橱，里面塞满尘封灰盖的纸张。共和国总统的画像挂在一枚钉子上。地上到处都是空玻璃纸包，这是止痛片留下的唯一痕迹。

“药在哪儿？”神父十分焦急地问。

“对我一点也不管用。”镇长说。

神父走到镇长身边，又问：“告诉我，药在什么地方？”镇长猛一挺身，安赫尔神父只见在自己眼前几厘米的地方有一张庞大而狰狞的面孔。

“他妈的，”镇长喊道，“我说过了，别再缠着我。”

他把一张小凳举过头顶，使尽浑身力气朝玻璃橱砸过去。安赫尔神父一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他看到玻璃被砸得四处飞溅，这才明白过来。这时，镇长在一团尘雾中慢慢安静了。屋里一片死寂。

“中尉。”神父喃喃地说。

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出现在走廊门口。镇长熟视无睹地扫了他们一眼，像只猫似的呼呼喘着气。警察们把枪放下，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安赫尔神父扶着镇长的胳臂，把他搀到折叠椅上。

“止痛片在哪儿？”神父固执地问。

镇长合上眼睛，脑袋往后一仰。“我再也不吃那些鬼玩意儿了，”他说，“吃得我耳朵嗡嗡直响，脑门子都木了。”这时，疼劲儿过去了，他扭过头来问神父：

“您跟牙医说了吗？”

神父默默地点了点头。镇长从神父的表情上已经猜出谈话的结果。

“您干吗不跟希拉尔多大夫说说？”神父建议道，“有的大夫也会拔牙。”

镇长迟疑了一下，回答说：“他会说没有钳子。”说罢，又添上一句：

“都在跟我作对。”

趁着这阵子牙不疼，镇长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整个一下午可把他折腾得够呛。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屋里已经黑了。镇长低垂着眼睑没有看神父，嘴里说：

“您是为塞萨尔·蒙特罗来的吧。”

神父没有答话。“我疼成这样，什么也干不了。”说着，镇长站起身来，打开灯。一群蚊虫从阳台一拥而入。时间过得这么快，安赫尔神父不禁吃了一惊。

“时间都过去了。”他说。

“不管怎么样，礼拜三得把他押走，”镇长说，“明天把该办的事办完，下午让他忏悔。”

“几点钟？”

“四点。”

“下雨也照常进行？”

镇长横了神父一眼，这一眼把两个礼拜以来牙疼积下的烦躁全都发泄出来了。

“天塌下来也照办不误，神父。”

镇长牙疼得很厉害，吃止痛片也不行。他把吊床挂在房间的阳台上，本想趁晚上凉快好好睡一觉。可还不到八点，他又疼得撑不住了。他下了楼，来到广场。广场上，一股股热浪憋得人昏昏欲睡。

他在广场周围转了转，没有遇见什么意外的事。牙依然疼得要命。他走进电影院。这下子可糟了。战斗机的嗡嗡声震得他格外疼痛，看了不到一半，他就离开电影院，来到药铺。这会儿工夫，堂拉洛·莫斯科特正要关门。

“有什么治牙疼的药给我来点儿，劲儿越大越好。”

药铺掌柜用惊讶的目光瞧了瞧他的面颊，然后穿过两排摆满药瓶（每个瓷瓶上都用蓝色字母标着药名）的玻璃柜，走到药房里面。镇长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这个后脖梗粗壮又红润的家伙准在幸灾乐祸。镇长很了解他。药铺后面是两间住房。他老婆——一个肥胖的女人——已经瘫痪多年了。

堂拉洛·莫斯科特拿着一个没有标签的瓷瓶回到柜台前，他打开药瓶，里面冒出一股甘甜的草味。

“这是什么？”

药铺掌柜把手指头伸进药瓶里去，摸着瓶里的干菜籽。“这叫独行菜，”他说，“您好好嚼一嚼，一点一点把汁嘬出来。治淤血红肿那是再好不过了。”他把几粒菜籽倒在手掌心，从眼镜上边望着镇长，说：

“把嘴张开。”

镇长往旁边躲了躲。他把药瓶转了一下，发现上面什么字也没写，又用眼睛盯住药铺掌柜。

“随便给点西药吧。”他说。

“什么西药也赶不上这个，”堂拉洛·莫斯科特说，“这药可管用了，这个土方子在老百姓当中流传三千年了。”

他找了张报纸，裁下一小片，把独行菜籽包好，动作很认真，态度很亲切、很和蔼，好像舅父给外甥叠纸鸟一样。包好纸包，他笑吟吟地抬起头来。

“您怎么不拿走啊？”

镇长没有搭腔。他拿出一张钞票，没等找钱就离开了药铺。

半夜过后，镇长还在吊床上辗转反侧，不敢嚼菜籽。约莫十一点钟光景，天气正热得出奇，突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继而转成毛毛细雨。镇长浑身发烧，四肢无力。身上出的汗冷冰冰、黏糊糊的，还一个劲儿地发抖。他趴在吊床上，张着嘴，默默地做祈祷。越祈祷，肌肉越紧张，最后竟然抽起筋来。镇长心里明白，虽然他很想靠近上帝，可是牙疼拉得他离上帝越来越远。他索性蹬上靴子，在睡衣外面罩上雨衣，径直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大喊大叫地闯进警察局。警察们似睡非睡地正在做噩梦，听见喊声，你挤我撞地跑到走廊上，摸着黑找武器。灯亮了，他们衣冠不整地等着镇长下命令。

“冈萨莱斯、罗维拉、佩拉尔塔。”镇长喊道。

被点到名字的三名警察走出队伍，来到中尉身旁。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混血种人，看不出镇长究竟为什么要点他们三个。三人当中，第一个满脸稚气，剃着光头，身穿一件法兰绒上衣。另外两个穿着军服，没有系扣，也露出里面穿的法兰绒上衣。

他们三个不知道要去执行什么任务，只是跟在镇长后面，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下楼梯，排成一队离开警察局。他们冒着蒙蒙细雨穿过大街，在镶牙铺门前停下来。警察用枪托猛砸两下，把大门砸破了。等到前厅灯亮，他们已经进到铺子里。一个身材矮小的秃头男人从后面门里走出来。他只穿了一条短裤，露出浑身的腱子肉，张着嘴，举起一只胳臂，正要穿浴衣。出来的一刹那，他愣住了，仿佛看到摄影师的闪光灯唰地一亮似的。紧接着，他朝后一闪，正好撞在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的妻子身上。

“站住！”中尉一声断喝。

那个女人哎呀了一声，用手捂住嘴，转身跑回卧室。牙医用手系着浴衣的带子，走到前厅。这时，他才认出那三个把枪对准他的警察和镇长。镇长的身上直往下滴水，两手插在雨衣兜里，静静地站在那儿。

“你老婆要是胆敢离开屋子，我就下令开枪。”中尉说。

牙医抓住屋门的把手，冲里面说：“喂，听见了吗？我说。”他轻手轻脚地关上卧室门，然后朝镶牙室走去，乌黑的枪口透过褪色的藤制家具一直瞄准着他。两名警察先牙医一步来到镶牙室门口。一个警察拧亮电灯，另一个径直走到手术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

“应该还有一支。”镇长说。

他跟在牙医后面，最后一个走进镶牙室。两名警察迅速认真地在搜查，另一名守在门口。他们倒翻了手术台上的工具箱，把石膏模、没做完的假牙、零散的牙齿、金牙套撒得满地都是，又把玻璃柜里的瓷瓶全部倒空，用刺刀嘁里喀喳挑破了牙科专用椅上的橡胶枕头和转椅上的弹簧座位。

“是支三八式的大枪，长筒的。”镇长进一步说。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牙医。“你最好还是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枪放在哪儿了，”他说，“我们可不是来抄家的。”从牙医那双躲在金丝架眼镜后面的细长而无神的眼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反正不着急，”牙医平心静气地回答说，“只要你们各位高兴，尽管继续翻腾。”

镇长思索了一下。他再次查看了这间用粗糙的木板搭起的房子，然后朝牙科专用椅走过去，同时三言两语地向手下人吩咐了一番。一名警察守着通到街上的大门，另一名守在镶牙室门口，第三名把守窗户。镇长在椅子上坐好，把湿淋淋的雨衣扣上扣子，只觉得周围都是冷冰冰的利刃在卫护着他。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屋里空气稀薄，充满木馏油味。镇长把头靠在枕垫上，尽量把呼吸放匀。牙医从地上拣起几件工具，放到锅里煮沸。

牙医背对着镇长，两眼欣赏着酒精灯的蓝色火焰。那股稳当劲儿，就像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水开了以后，他用一张纸垫着锅把，把锅端到椅子边上。一个警察挡住了他的去路。牙医把锅放下，从水蒸气上面看了看镇长，说：

“你叫这个刽子手站到不碍事的地方去。”

镇长一摆手，那个警察离开了窗口，让牙医朝椅子走过去。那警察把一把椅子挪到墙根，叉开两腿坐了下来，枪放在大腿上，还在紧张地监视着。牙医拧亮灯。被强烈的灯光乍一照，镇长觉得眼花缭乱，连忙闭上眼睛，把嘴张开。牙已经不疼了。

牙医找到病牙，用食指扒开发肿的腮帮子，另一只手转动着活动灯。眼瞅着病人急剧地喘气，他连理都不理。牙医看了一会儿，把袖子卷到胳膊肘，准备动手拔牙。

镇长一把抓住了他的腕子。

“麻药呢？”镇长说。

他们俩的目光第一次相遇了。

“你们杀人，历来不用麻药。”牙医轻轻地说。

镇长在那只握着拔牙钳的手上没有感觉到丝毫挣脱的意思。“把安瓿拿过来。”他说。站在屋角的那个警察用枪口对准了他们。镇长和牙医都听见拉枪栓的声音。

“告诉您，没有麻药。”牙医说。

镇长松开了牙医的手腕。“应该有啊。”他一面反驳着，一面无可奈何地看了看散落在地上的东西。牙医用同情的眼光看着镇长，然后把镇长的脑袋推到枕垫上，第一次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他说：

“别怕，中尉。肿成这个样子，上麻药也不管用。”

镇长度过了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之后，他全身肌肉松弛下来，筋疲力尽地瘫软在椅子上。潮气在天花板上留下的乌黑的水印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一辈子也忘不掉。他听到牙医在洗手池洗手，把手术台上的抽屉放回原处，默不作声地捡起丢在地上的一些物件。

“罗维拉，”镇长叫道，“你叫冈萨莱斯进来，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好，放回原来的地方。”

警察开始收拾东西。牙医用镊子夹起一块棉花，在一种铁青色的药水里蘸了蘸，放在拔掉牙的牙床上。镇长感到表皮上一阵灼热。牙医把他的嘴合上。镇长两眼望着天花板，竖起耳朵听着警察收拾东西的窸窣声。警察就记忆所及整理着手术室里一件件小物什。钟楼里的钟敲了两下。一分钟后，一只石鸻鸟在细雨的淅沥声中发出报时的鸣叫。又过了一会儿，镇长知道快完事了，用手指了指，吩咐警察回局里去。

这工夫，牙医一直站在椅子旁边。等到警察出去之后，他把病人牙床上的棉花取下来，用灯往嘴里照了照，又把镇长的下巴合上，把灯推到一边去。整个手术到此结束。这时候，闷热的屋里笼罩着一片少有的空旷的气氛。只有剧院的清洁工在最后一名演员离开时，才会有这种空落落的感觉。

“倒霉鬼！”镇长说。

牙医两手插进浴衣口袋里，向后退了一步，让镇长走过去。“我接到上边的命令，要查抄你的住所，”镇长接着说，眼睛避开灯光，盯住牙医，“上面指示说，要在你这儿找到军火武器，还有搞全国性阴谋活动的详细文件。”他用两只还有点潮湿的眼睛看着牙医，又说：“我本来想积点德，把命令抛在一边，可是我错了。眼下情况变了，反对派有了保障，大家全都相安无事。唯独你的思想还像个阴谋家一样。”牙医用袖子擦干净椅垫，把没破的那一面换到上边来放好。

“你这种态度于本镇大为不利。”镇长继续说，用手指着椅垫，根本没有注意到牙医正用沉思的眼光望着他的面颊。“好吧，一切费用由镇政府来付，包括修理临街的大门。要不是因为你这么顽固不化，本来用不着花这笔钱的。”

“您用葫芦巴水漱漱口吧。”牙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