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他们坐到桌前。一个赤脚的女仆端上来米饭菜豆、半熟的蔬菜和一盘肉丸子，上面浇了一种暗红色的浓汁。安赫尔神父闷头吃起来。辛辣的胡椒、房间里死寂的气氛、内心纷乱的思绪使他回想起在马孔多的一段往事。当时，他刚刚开始担任神职，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一天中午，也像今天一样，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他拒绝给一个上吊自杀的人举行基督教的葬礼，原因是狠心的马孔多居民反对安葬这个自寻短见的人。

安赫尔神父解开长袍的领扣，散散热气。

“好吧，”他对寡妇说，“请您关照一下罗贝托·阿希斯，叫他别忘了礼拜天去望弥撒。”

阿希斯寡妇答应一定照办。

希拉尔多大夫和他的妻子从来不睡午觉。下午，他们一起阅读狄更斯的一篇小说。两个人待在内院里，男的躺在吊床上，两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聆听着，女的把书放在怀里，背对着被阳光晒得发蔫的天竺葵的斜影，朗读小说。她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拿腔拿调地读着，一点味道都没有，直到读完也没有抬头，书始终摊开在膝盖上。这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走到洗脸池边冲洗了一下。天气闷热，似乎要来一场暴雨。

“这算是一个长的短篇小说吗？”她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问。

大夫以他在外科病房学会的轻巧动作把头从洗脸池里缩回来。“人们说这是个小长篇，”他在镜子前一边擦头油一边说，“可是据我看，还不如说是一部长的短篇。”他用手指抹了点凡士林，擦在头顶上，最后说：

“评论家可能会说这是个短篇，但写得很长。”

在妻子的帮助下，大夫穿上一件白色亚麻布的衣服。人们往往把她错认为是大夫的姐姐，一则她对他照顾得体贴入微，再则她那冷漠的目光令她显得比大夫年长些。希拉尔多大夫临走前把今天请他出诊的人的名单和顺序告诉了她，免得有急事找不着他，然后，又把候诊室指示钟的指针拨了一下：他五点钟回来。

街上热得像蒸笼。希拉尔多大夫在人行道上的阴影里走着，预感到尽管天气闷热，但今天下午绝不会下雨。知了的叫声使码头显得更加寂静。那头死牛已经被人拖出，顺水流走了。腐臭味消失散尽，留下一片真空。

报务员从饭店那边喊了他一声。

“收到电报了吗？”

希拉尔多大夫没有看见电报。

“请告如何发货。阿科凡签署。”报务员把电文背给他听。

他们一同来到邮电局。报务员趁大夫起草回电时打了个盹儿。

“是盐镪水。”大夫用了个不太科学的名词解释说。尽管他预感到下午没有雨，但在起草完电报后还是安慰对方说：“今天晚上也许会下场雨。”

报务员开始计算字数。大夫没去管他，把目光转向发报机旁那本摊开的厚书。他问，那是不是一本小说。

“是《悲惨世界》，维克多·雨果的。”报务员发完报，在抄件上盖了章，拿着书回到栏杆旁。“我想，有了这本书，我们可以消磨到十二月了。”

几年前，希拉尔多大夫就听说这位报务员利用空闲时间通过电报向贝纳尔多·德尔维恩托的女报务员传诗歌。可是不知道他还传小说。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大夫说着，用手翻了翻那本翻阅多遍的厚书，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时那些荒唐念头。“还不如传点小仲马的东西呢。”

“她喜欢这本书。”报务员申辩说。

“您认识她？”

报务员摇了摇头。

“认识不认识，还不是一样，”他说，“她发R的时候，总是一跳一跳的，走到哪儿我也能认出来。”

这天下午，希拉尔多大夫留出一个小时给堂萨瓦斯看病。堂萨瓦斯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腰部以上裹着毛巾被。

“糖块好吃吗？”大夫问。

“是天气太热闹的，”堂萨瓦斯抱怨说，把他那像老太婆一样臃肿的身躯转向屋门，“午饭后，我打过一针。”

希拉尔多大夫在窗前的桌子上打开药箱。院子里知了叫个不停，屋里热得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堂萨瓦斯坐在院子里费劲地挤出一点尿。大夫用试管取了琥珀色的尿样。病人觉得松快些了，一边看着大夫化验，一边说：

“大夫，您多费心吧，在知道这本小说的结局以前，我还不打算离开人世。”

希拉尔多大夫把一片蓝色的药片放进尿样里。

“什么小说？”

“匿名帖。”

堂萨瓦斯用温顺的目光瞅着大夫把试管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加热。大夫嗅了嗅，病人用混浊无光的眼睛等待着他的答复。

“正常。”大夫说着把尿样倒在院子里。过了一会儿，他问堂萨瓦斯：“您也惦记着这件事？”

“我不惦记着，”病人说，“不过，我跟日本人一样，看见别人害怕就特别开心。”

希拉尔多大夫准备给他做皮下注射。

“还有，”堂萨瓦斯接着说，“前天有人给我贴了一张。还是那些混账话，什么我的孩子啊，什么毛驴的故事啊。”

大夫用一根橡皮管勒住堂萨瓦斯的血管。病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述毛驴的故事。看来大夫还不知道这件事，他得从头至尾讲一讲。

“二十年前，我做了一笔贩卖毛驴的生意，”他说，“赶巧到第三天清晨卖出的驴通通死了，身上没留下任何伤痕。”

他伸出肥肥胖胖的胳臂，让大夫抽血。希拉尔多大夫拔出针，用棉花按住针眼，堂萨瓦斯把胳臂缩了回去。

“您猜，人们编了个什么故事？”

大夫摇摇头。

“说我夜里亲自钻进各家的菜园子，用手枪捅进驴屁股里，把驴通通打死了。”

希拉尔多大夫把装血样的试管放进上衣口袋里。

“乍听起来，这个故事挺像真事的。”他说。

“不，其实是蛇咬的。”堂萨瓦斯说。他坐在床上活像一尊东方的神像。“不管怎么说，把众所周知的事写成一张匿名帖，干这种事的人准是个胆小鬼。”

“匿名帖的特点一向就是如此，”大夫说，“讲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不过差不多也都是事实。”

堂萨瓦斯蓦地感到一阵不舒服。“是啊！”他喃喃地说，用床单擦了擦肿眼泡上的汗水，旋即说：

“话又说回来了，在咱们这个地方，谁想发财不得杀上三五头毛驴啊。”

大夫听到这句话时正在弯腰洗手。从脸盆的水里，他看到自己的面影，牙齿长得这样整齐，简直不像天生的。他用鄙夷的目光斜睨了病人一眼，说：

“亲爱的堂萨瓦斯，我一向认为，您唯一的美德就是厚颜无耻。”

病人一听这话大为兴奋。大夫的詈骂反而使他觉得自己变年轻了。“除此之外，还有旺盛的性欲。”他边说边把胳臂一伸一屈。他大约是要借此加速一下血液循环，但是在大夫看来，这恰好表现出他的恬不知耻。堂萨瓦斯颠了颠屁股。

“所以一看到那些匿名帖，我简直要笑死了，”堂萨瓦斯接着说，“他们说我的儿子在这一带糟蹋了多少多少黄花闺女，我可以告诉他们：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希拉尔多大夫临走之前，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他那些乌七八糟的风流事。

“啊，幸福的青春时代哪，”病人最后喊道，“在那种好年月里，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还顶不上一头小牛犊的价。”

“老想这些，您的血糖还得升高。”大夫说。

堂萨瓦斯吓得目瞪口呆了。

“恰恰相反，”他反驳道，“比起倒霉的胰岛素针来，这要好得多。”

大夫走到大街上，心想堂萨瓦斯动脉血管里的血液一定像粥一样黏稠。不过，现在引起他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匿名帖。几天前，他在诊所里听到一些传言。今天下午从堂萨瓦斯家出来，他发觉这一个礼拜，耳朵里没听见别的，只有匿名帖这一件事。

接下去，他又去好几户人家出诊。每一家都和他谈起匿名帖的事。他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笑眯眯地听人们发牢骚，一概不置可否。其实，他一直在开动脑筋，探求结论。大夫朝诊所走去。安赫尔神父刚从蒙铁尔寡妇家出来，一声喊叫打断了大夫的思路。

“您的病人怎么样，大夫？”安赫尔神父问。

“都还不错，神父，”大夫答道，“您的病人呢？”

安赫尔神父咬了咬嘴唇，拉着大夫的胳臂走进广场。

“您干吗要问这个？”

“不知道，”大夫说，“听说您的病人当中正流行着一种很厉害的时疫。”

安赫尔神父有意把话题岔开，大夫也看出来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刚和蒙铁尔寡妇谈完话出来，”他说，“这个可怜的女人，神经紧张得承受不住了。”

“八成是良心发现吧。”大夫像是给病人诊断似的说。

“她整天提心吊胆，要死要活的。”

两个人的家本来在相反的方向，但是安赫尔神父还是陪着大夫向诊所走去。

“说正经的，神父，”大夫接着刚才的话题道，“您对匿名帖怎么看？”

“我没有想这些，”神父说，“要是非说不可，我可以告诉您，这是在一个堪称典范的城镇里出现的妒忌现象。”

“我们当医生的，即使在中世纪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希拉尔多大夫反驳说。

他们在诊所门前停下脚步。安赫尔神父慢慢地扇着扇子说：“不要小题大做了。”这是他今天第二次说这句话。希拉尔多大夫心里咯噔了一下，感到有点失望。

“神父，您怎么知道匿名帖上说的没有一点真话呢？”

“我会从别人的忏悔中知道的。”

大夫冷冷地瞅了瞅他的眼睛。

“要是您从忏悔中还了解不到真情，那事情可就更严重了。”他说。

当天下午，安赫尔神父在穷人家里也听到他们议论匿名帖的事，但他们的态度不同，甚至感到挺痛快。做祷告的时候，神父有点头疼，他估计是中午吃肉丸子撑的。晚饭吃得没有一点味道。饭后，他找出电影审查目录，一连敲了十二下钟，表示绝对禁止看电影。这时候，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隐隐约约地体验到什么是虚荣心。最后，神父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他索性把小凳靠在临街的大门上，拿定主意要当众查明哪些人敢违抗他的告诫进入电影院。

镇长走进电影院。他在池座的一个角落里坐好，电影开演前，他先抽了两支烟。牙床已经完全消肿了。但是他一想起前几天夜里的那番折腾，以及服用大量止痛片的那股难受劲，浑身还是怪不舒服的，抽完烟后觉得有点恶心。

电影院本来是一个空场子，现在四周垒起水泥墙，锌皮屋顶遮住了池座的一半。地上的青草仿佛每天早晨都重新发芽滋长似的，肥料就是观众丢下的香烟头和口香糖。一时间，镇长觉得未经刨光的木凳以及前排座位和走道之间的铁栏杆似乎在眼前不住地浮动。最里边的墙上涂了一片白色权当银幕。那银幕好像也在飘动着，令人头晕目眩。

熄灯后他觉得好了一些。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刺耳的音乐声停止了。放映机旁那间小木房里发电机的嗡嗡声显得更响了。

在正片之前，先放了几张宣传性的幻灯片。人们交头接耳的低语声、杂乱的脚步声和断断续续的笑声，在昏暗中乱哄哄地闹了几分钟。镇长猛然想到，这样偷偷摸摸地到电影院来，不啻是在对抗安赫尔神父的严格规定。

电影院老板从镇长身边走过，单凭那股香水味，镇长也能把他认出来。

“你这个强盗，”他一把拉住老板的胳臂悄悄地说，“你得交一笔特别税。”

老板嘿嘿笑了一声，坐在邻近的座位上。

“这是部好电影。”他说。

“对我来说，”镇长说，“我宁愿所有电影都是坏的。那些道德说教片最让人讨厌。”

前几年，谁也不会认真对待教堂的警告钟声。但每到礼拜天大弥撒时，安赫尔神父就在布道坛上指名道姓地指出本周有哪些妇女公然违抗他的告诫，并把她们赶出教堂。

“后边的小门是我的救星。”老板说。

镇长正在看那部老掉牙的新闻片。银幕上出现有意思的地方，他就把话停一停。

“反正是那么回事，”镇长说，“穿短袖衫的妇女，神父一律不给发圣餐。可女人们还是穿短袖衫，只是在进教堂望弥撒之前，套上一副假袖子。”

新闻片之后，放映下周电影的简介。两个人一声不吭地看着。放完了，老板往镇长身边凑了凑。

“中尉，”他低声说，“您出面买下来吧！”

镇长的视线没有离开银幕。

“这生意可不好做呀。”

“我是不行，”老板说，“对您来说，这可是一笔大财。事情明摆着，神父不会用敲钟来找您的麻烦。”

镇长思索了一下才回答说：

“我看行吧。”

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详谈。镇长把脚伸到前排的凳子上，被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看完之后他心想，冲这种片子，连敲四下钟也不值得。

从电影院出来，镇长在台球厅待了一会儿，那儿正在玩抓彩。天气很热，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蹩脚的乐曲。镇长喝了一瓶矿泉水，回去睡觉了。

他悠闲自在地沿着河岸朝前走，黑暗中察觉出河水在上涨。河水哗哗地流着，散发出一股大牲畜的味道。走到家门口，他忽然朝后一跳，拔出了手枪。

“出来，”他用紧张的声音说，“不然我要开枪了。”

黑暗中一个甜滋滋的声音说：

“别紧张，中尉。”

他举起顶着子弹的手枪，直到藏在暗处的人走到明处来。原来是卡桑德拉。

“差点让你跑了。”镇长说。

他把她带到楼上的卧室里。好长一段时间，卡桑德拉一直在拐弯抹角地说话。她坐在吊床上，一边说着一边脱鞋，天真地欣赏着染得通红的脚指甲。

镇长坐在卡桑德拉对面，拿着帽子当扇子扇，规规矩矩地和她闲扯。他抽了几支烟。时钟打过十二点，卡桑德拉趴在吊床上，伸出一只戴着叮当作响的手镯的胳臂，捏了一下镇长的鼻子。

“太晚了，宝贝儿，”她说，“关灯吧。”

镇长微微一笑。

“我可不干这种事。”

她感到莫名其妙。

“你会算命吗？”镇长问。

卡桑德拉在吊床上翻身坐了起来。“当然会了。”她说。过了一会儿，她明白过来了，连忙把鞋穿上。

“我没带牌来。”她说。

“唱戏的还不带着行头。”镇长微笑道。

镇长从箱子底里翻出几张旧纸牌。卡桑德拉非常认真地一张一张翻看着，看了正面，又看背面。“缺的那些张是好牌，”她说，“不过不管怎么样，好在各张还能连得上。”镇长搬过来一张小桌子，在她对面坐下来。卡桑德拉把牌摊开。

“问爱情还是问生意？”她问。

镇长擦干了手上的汗。

“问生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