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奥·阿希斯按照鸡啼声估摸着时间。最后，他想还是问一问保险。

“几点了？”

诺拉·德哈科夫在昏暗中伸出胳臂，从床头柜上拿起夜光钟。答话之前，她完全醒过来了。

“四点半。”她说。

“他妈的！”

马特奥·阿希斯从床上跳下来。头一阵发痛，嘴里冒出一股苦涩味，他只得缓了缓劲。屋里黑灯瞎火的，他用两只脚寻摸着鞋子。

“再不走，天该亮了。”他说。

“那该多好，”她说着打开灯，一眼瞥见他那一节一节的脊梁骨和白晳的皮肤，“你得在这儿待到明天了。”

她全身裸露着，灯一亮，她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放荡了。

马特奥·阿希斯穿上鞋。他身材高大，身板结实。近两年来，诺拉·德哈科夫只是偶尔跟他幽会一次。和这样的男人只能保持着暧昧关系，她感到很不惬意。照她看，像马特奥·阿希斯这样的男子汉才值得一个女人终身相托。

“你再不注意，可要变成大胖子了。”她说。

“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回答道，极力掩饰着不快的心情。过了一会儿，他又笑嘻嘻地说：“我大概是怀孕了。”

“但愿如此，”她说，“要是男人也生孩子，就不会那么牛气了。”

马特奥·阿希斯用内裤拾起地上的避孕套，走到卫生间，扔进马桶。洗手时，他使劲憋住气。一到天亮，仿佛到处都是她身上的气味。他回到房间，看见她坐在床上。

“不定哪天，”诺拉·德哈科夫说，“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把我搞腻了，我就把这些事都嚷嚷出去。”

马特奥·阿希斯穿好衣服，又看了她一眼。诺拉意识到自己雪白的胸脯裸露在外面，于是一边说话，一边把被单拉到脖颈上来。

“我看，”她接着说，“咱们还是在床上吃早饭，一直在这儿待到下午吧。我满可以给自己贴一张匿名帖。”

马特奥·阿希斯开怀大笑起来。

“老本哈民要急死了，”他说，“他最近怎么样？”

“你想想看，”她说，“他盼着奈斯托尔·哈科夫早点见上帝呢。”

诺拉看到马特奥走到屋门口，摆摆手向她告别，就说：“最好圣诞节你再来一趟。”马特奥同意了。他踮着脚尖悄悄走过庭院，走出大门，来到大街上。冰凉的露水使空气变得湿漉漉的，来到广场时，只听迎面一声断喝。

“站住！”

一只手电筒的光束照到马特奥的眼睛上，他连忙把脸偏过去。

“啊，他妈的！”镇长说。他躲在灯光后面，马特奥·阿希斯看不清楚他。“瞧啊，咱们碰上谁了。你是从家出来，还是回去？”

镇长关上手电筒。马特奥·阿希斯这才看清是镇长，后面跟着三名警察。镇长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武装带上挂着冲锋枪。

“我回家去。”马特奥·阿希斯说。

镇长走过来，借着路灯看了看表，差十分五点。他朝警察一挥手，命令他们解除宵禁。军号吹响了。清晨，号音显得格外凄凉，等到号声响过，镇长把警察打发走了，然后陪着马特奥·阿希斯穿过广场。

“行了，”他说，“匿名帖的事总算完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是兴高采烈，而是疲惫不堪。

“抓到贴匿名帖的人了？”

“还没有，”镇长说，“不过我刚刚转了一圈，我可以担保，今天清晨第一次没出现匿名帖。无非是辛苦点。”

走到阿希斯家大门口时，马特奥·阿希斯抢先紧走几步，把狗拴住。女仆们在厨房里伸懒腰。镇长一进来，那几只用链子拴住的狗冲着他一阵狂吠。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了，只剩下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和喘气声。阿希斯寡妇走过来，看见镇长和马特奥·阿希斯坐在厨房门口喝咖啡。天色已然放亮了。

“起早贪黑的男人，”寡妇说，“是妻子的好帮手，可不是好丈夫。”

寡妇的心绪很好，然而脸上仍然露着倦容，看得出来，她一直睡不好觉。镇长和她寒暄着，从地上捡起冲锋枪，背在肩上。

“咖啡有的是，喝多少有多少，中尉，”寡妇说，“就是别在我家里拿刀动枪的。”

“刚好相反，”马特奥·阿希斯笑眯眯地说，“你应该借支枪，望弥撒时带上。你看是不是？”

“我用不着拿这些破烂玩意儿自卫，”寡妇反驳道，“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她板起脸来接着说：“早在这方圆几百里以内没有神父以前，我们阿希斯家的人就属于上帝了。”

镇长告辞说：“我得去睡觉了。这真不是人过的生活。”成群的鸡、鸭、火鸡纷纷涌到院子里，镇长东躲西闪地朝外面走。寡妇哄赶着鸡鸭。马特奥·阿希斯回到卧室，洗了个澡，换上衣服，又出来给骡子备鞍。他的几个兄弟天一亮就走了。

马特奥走到院子里的时候，阿希斯寡妇正在拾掇鸟笼子。

“记住，”她说，“第一要注意身体，第二要懂得和人保持距离。”

“他这次来就是要喝点咖啡，”马特奥·阿希斯说，“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到家了。”

他站在走廊的尽头，两眼望着妈妈。她没有扭过身来，仿佛在对小鸟说话：“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可别把杀人凶手领到家里来。”收拾完鸟笼，她又单刀直入地问马特奥：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那天上午，阿尔卡迪奥法官从日常生活的某些琐碎细节上看出了不祥之兆。为了掩盖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对他女人说：“我有点头痛。”上午出太阳了。几个礼拜以来，河水第一次换了一副和蔼的面孔，生皮子味也消逝得无影无踪。阿尔卡迪奥法官来到理发馆。

“法律的化身一瘸一拐的，”理发师迎上来说，“可总算来到了。”

地板刚上过油，镜子上抹着铅粉。理发师拿起一块抹布擦镜子。阿尔卡迪奥法官在理发椅上坐下来。

“要是没有礼拜一该多好啊！”法官说。

理发师开始给他剪头发。

“这得怨礼拜天，”理发师说，“没有礼拜天，也就不会有礼拜一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闭上眼睛。昨天，他足足睡了十个钟头的觉，痛痛快快地和他女人闹腾了一气，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礼拜天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可是一到礼拜一，气氛就显得很紧张。钟楼上传来九点的钟声，随后邻居家响起了缝纫机的嗡嗡声。而大街上却悄然无息。阿尔卡迪奥法官感到很吃惊。

“镇上的人都死绝了吧。”他说。

“你们巴不得这样啊，”理发师说，“从前，礼拜一上午到这个钟点，我起码给五个人理完发了。今天呢，托上帝的福，您是第一位顾客。”

阿尔卡迪奥法官睁开眼，朝镜子里看了看外面的小河。“你们？”他重复了一句，然后问道：

“你们指的是谁？”

“你们……”理发师迟疑了一下说，“你们没来以前，这个镇和别处一样，像堆臭狗屎。现在更是比哪儿都糟。”

“你跟我说这些话，”法官反驳道，“是因为你心里明白，我和这些事没有任何牵扯。”接着他又语气和缓地问：“这些话你敢对中尉讲吗？”

理发师承认他没有这个胆量。

“我每天早晨一起床，”他说，“心里就想今天一准躲不过去，非让他们给枪毙了不可。一连过了十年，还没见他们动手。这种滋味您是没领教过的。”

“没领教过，”阿尔卡迪奥法官承认这一点，“也不想领教。”

“您多多留神吧，”理发师说，“千万别受这份罪。”

法官低下头，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问道：“有件事你知道吗，瓜迪奥拉？”没等对方回答，他又说：“镇长陷在这个镇子上，拔不出脚去，而且越陷越深。他不声不响地一点一点在攒钱。这件事可教他开心了，他不会撒手不干的。”理发师一声不响地听他说话，法官最后说：

“我敢和你打赌，他不会再杀一个人。”

“您这样想吗？”

“我可以和你打赌，死一个人我出一百比索，”阿尔卡迪奥法官坚持说，“眼下，对他来说，能争得个平安无事，就再好不过了。”

理发师剪完头发，把椅子朝后一倾，默默地换了条围布。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有些困惑不解。

“这番话出自您的嘴，真是太奇怪了，”他说，“而且是对我讲。”

阿尔卡迪奥法官坐在椅子上动弹不了，否则他一定会耸耸肩。

“这些话我不是第一次说了。”他明确地说。

“中尉可是您最好的朋友。”理发师说。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口气显得紧张又机密。他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就像一个不常写字的人在签名一样。

“告诉我一件事，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神情庄重地问，“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理发师正给他刮胡子，想了一下回答说：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认为您这个人很懂得万事都有个头，而且不愿意拖后腿。”

“啊，你可以保持这种看法。”法官笑了。

法官阴沉着面孔一动不动地让理发师给他刮脸。有朝一日把他拉到绞刑架下，他大概也是这副表情。他紧紧地闭上双眼。理发师用一块明矾给他擦擦胡子，上了点扑粉，然后用一把柔软的猪鬃刷子把粉掸掉。解下围布时，顺手把一张纸悄悄地塞进他的衬衣口袋里。

“只有一件事您的想法不太对头，法官，”理发师说，“咱们这个国家快要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