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戏团老板有节奏地叫着号子，几个小伙子一下一下地把帐篷支架从地里拔出来。帐篷颓然坍塌下来，发出一阵风吹树梢般的沙沙声。天亮时，帐篷已经叠放好，女人和孩子们坐在大箱子上吃早饭，男人们把驯兽运到船上。小船拉响第一声汽笛，光秃秃的空地上只留下一堆堆篝火的残迹，仿佛告诉人们有一只史前动物从本镇经过。

此时，镇长还没有睡觉。从阳台上看见马戏团上了小船，他也来到码头，加入喧闹的人群。他身上的军装没有脱，由于睡眠不足，两眼布满血丝，胡子两天没刮了，脸上露着一副凶相。老板从船舱顶上望见镇长。

“您好，中尉，”老板喊道，“我可要离开贵国了。”

老板的背后有一圈宽大明亮的光环，照得他圆圆的脸上显出一副主教的神气。他手中握着那条卷起来的鞭子。

镇长走到河边，张开双臂兴冲冲地喊道：“哎哟，真遗憾，将军。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走？”他随即转向众人，大声地说：

“他不肯给孩子们白演一场，所以我才不准他演出。”

小船拉响最后一声汽笛，紧接着发动机发出隆隆的响声，盖过了老板的答话声。河水冒出一股从河底泛上来的泥浆味。等小船在河心转了个弯以后，老板靠在船舷上，把两手握成喇叭状，用尽全身力气高声喊道：

“再见，警察，你这个臭婊子养的。”

镇长的脸色丝毫未变。他两手插在衣兜里，一直等到发动机声消失后，才满面春风地从人群中走过，迈进叙利亚人摩西的商店。

快八点了。叙利亚人把摆在门口的商品收拾起来。

“看样子，您也要挪窝啊。”镇长对他说。

“快了，”叙利亚人眼瞅着天说，“快下雨了。”

“礼拜三不会下雨。”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

镇长把两肘撑在柜台上，仰望着港口上空滚滚的乌云。叙利亚人收拾完东西，叫他老婆端点咖啡来。

“照这样下去，”叙利亚人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咱们得从别的镇上借人了。”

镇长一口一口地品着咖啡。又有三户人家离开了本镇。据叙利亚人摩西的统计，加上这三家，一个礼拜内走了五家。

“他们早晚会回来的，”镇长边说边端详着咖啡渣在杯底留下的奇形怪状的花纹，接着又满不在乎地说，“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胞衣是埋在咱们这个镇上的。”

镇长刚说完没雨，天上就下起倾盆大雨来。几分钟的工夫，镇子被水淹了。镇长不得不在商店里一直等到大雨过去，然后去了警察局。他一进门就看见卡米查埃尔先生。他还坐在院子当中的一张小凳上，浑身上下被大雨浇得湿透了。

镇长没和卡米查埃尔先生打招呼。他先是听了警察的报告，然后让人打开关押佩佩·阿马多的牢房。阿马多脸朝下，趴在砖地上，好像睡得很香。镇长用脚把他扒拉过来，一看他的脸被打得不成人样了，心里不由得暗暗感到一阵怜悯。

“从什么时候起他就没吃饭了？”镇长问。

“前天晚上。”

镇长吩咐把他扶起来。三名警察架着阿马多的胳肢窝，把他拖到牢房尽头，让他坐在那个靠墙的半米高的水泥台上。刚才他趴过的地方留下一片潮湿的痕迹。

两名警察扶着他坐好，另外一名警察揪住他的头发，让他抬起头来。要不是看见他还在不均匀地喘气、嘴唇上露出被折磨的筋疲力竭的表情，人们还以为他死了呢。

警察走了以后，佩佩·阿马多睁开眼睛，摸着黑抓住水泥台的边缘，然后趴在水泥台上，嘴里发出一声嘶哑的呻吟。

镇长离开牢房，吩咐手下人给犯人弄点吃的，让他睡会儿觉。“再过一会儿，”他说，“继续敲打他，叫他把知道的事通通倒出来。照我看，他挺不了多少工夫了。”从阳台上望下去，镇长看到卡米查埃尔先生还待在院子里，两手蒙住脸，蜷缩在凳子上。

“罗维拉，”他叫道，“你到卡米查埃尔家去一趟，叫他老婆把衣服送来。”接着他又急急巴巴地说：“完事了，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

镇长靠在办公桌上睡得蒙蒙眬眬的，只听外边有人叩门。原来是卡米查埃尔先生。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浑身上下全干了，只有一双鞋泡得囊囊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镇长没有答理卡米查埃尔，他让警察拿双鞋来。

卡米查埃尔先生朝警察扬了扬手，说：“就这样吧。”他转过脸来，态度凛然地对镇长说：

“我就剩下这双鞋了。”

镇长让他坐下。二十四小时前，卡米查埃尔先生被带到这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镇长就蒙铁尔的财产状况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他详细地做了介绍。最后，镇长透露他打算买下蒙铁尔的遗产，价钱由镇上的行家议定。卡米查埃尔回答得很干脆：在没有解决继承权之前，不能变卖任何东西。

两天来他忍饥挨饿，受尽风吹雨打，到了今天下午，仍然表示毫无通融的余地。

“你啊，卡米查埃尔，真是头蠢驴，”镇长对他说，“等到解决完继承权问题，堂萨瓦斯那个老贼可要把蒙铁尔家所有的牲口都打上他家的烙印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耸了耸肩。

“好吧，”镇长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人人都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不过你要记住，五年前，堂萨瓦斯曾经把一份名单交给了何塞·蒙铁尔，上面写着所有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的名字。因此，他是留在镇上的唯一的反对派头子。”

“还有一个，”卡米查埃尔先生用尖酸刻薄的口吻说，“那位牙医。”

镇长没有答理他的插话。

“为了这么一个动不动就出卖自己手下人的家伙，你在露天里风吹日晒，一坐就是二十四个小时，犯得上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两眼盯着自己的手指甲。镇长坐在办公桌上，用温和的口气说：

“再说，你也得为你的孩子着想啊。”

卡米查埃尔先生并不知道昨天晚上他的妻子和两个大儿子找过镇长，镇长答应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他放出去。

“那您就不用操心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他们自己会照管好自己。”

他听到镇长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于是抬起头来，舒了口气说：“您还有一招没拿出来呢，中尉。”他低眉顺眼地瞥了一下镇长，又继续说下去：

“把我枪毙。”

镇长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镇长在自己的房间里呼呼睡着了。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被带回院子里的板凳上。

这时候，在离警察局只有两条大街的法院办公室里，秘书显得很开心。整个上午，他待在办公室里打瞌睡，忽然一睁眼，瞥见了蕾薇卡·德阿希斯白光耀眼的胸脯，想回避都来不及。那是临近中午的时候，事情来得像闪电一样急促。洗澡间的门突然打开了，那个令人着迷的女人一丝不挂地走出来，只在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她轻轻地喊了一声，赶忙将窗户关上。

秘书躲在办公室的暗影里，待了足有半个小时，那女人的身影还在眼前晃来晃去，害得他心猿意马。快十二点了，他锁上门，走出办公室，想找个什么人聊一聊，回味回味这件美滋滋的事。

路过邮电局时，局长向他招了招手。“咱们这儿要来一位新神父了，”局长说，“阿希斯寡妇给教皇写了一封信。”秘书表示不想听下去。

“做人的第一美德，”他说，“就是要守口如瓶。”

在广场的拐角，秘书碰见了本哈民先生。他的店门前有两个水坑，他正站在水坑前，琢磨着怎么跳过去。“这件事您要是知道了呀，本哈民先生。”秘书开了个头。

“什么事？”本哈民先生问。

“没什么，”秘书说，“这个秘密我至死也不向人披露。”

本哈民先生耸耸肩。只见秘书像个青年人似的一纵身跳过水坑，他也冒险跳了过去。

本哈民先生不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三屉饭盒放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还有盘子、叉子和叠好的桌布。本哈民先生十分利落地打开桌布，把东西摆好，准备用午饭。他先喝了点汤，黄澄澄的汤上漂着一圈圈的油花，还有一块排骨。另外一个盘子里是白米饭、炖肉，还有一块煎木薯。天气慢慢热起来了，但本哈民先生根本没有在意。吃完饭，他把盘子叠在一起，把一屉一屉的饭盒摞好，喝了一杯水。

他正要把吊床挂起来，听见有人走进店铺。

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问道：

“本哈民先生在吗？”

他探了探头，一看是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妇女，头上包着一条毛巾，皮肤是暗灰色的。原来是佩佩·阿马多的母亲。

“不在。”本哈民先生说。

“哦，是您啊。”女人说。

“我听见您叫了，”他说，“我是装糊涂，我知道您找我干什么。”

本哈民先生挂好吊床，那个女人站在店铺后面的小门那里犹犹疑疑的。她每喘一口气，喉咙里就发出一种轻微的咝咝声。

“别待在那儿，”本哈民先生粗声粗气地说，“要么出去，要么进来。”

她在桌子前面的凳子上坐下来，默默无声地啜泣着。

“对不起，”他说，“您应该懂得，要是大家看见您在我这儿，我也就跟着沾上边了。”

佩佩·阿马多的母亲从头上摘下毛巾，擦了擦眼睛。本哈民先生拴好吊床以后，习惯性地拽了拽绳子，看拴结实了没有。然后他走过来和那个女人说话。

“您这趟来，”他说，“是想叫我写份状子？”

女人点了点头。

“这就是说，”本哈民先生接着说，“您还相信那个玩意儿。眼下呀，”他低声道，“打官司不靠状纸，专靠枪子儿。”

“人们都这么说，”她答道，“可是弄来弄去，只有我的孩子关在监狱里。”

她一边说话，一边把攥在手里的手帕打开，从里面拿出几张被汗水浸湿的票子，一共是八个比索。她把钱交给本哈民先生。

“我就剩这点钱了。”

本哈民先生瞟了一眼，耸了耸肩，拿起钞票，放在桌子上。“我明知道这是白耽误工夫，”他说，“好吧，我给您写，无非是向上帝表示一下我的为人有多么固执。”那个女人默默地表示感谢，又啜泣起来。

“无论如何，”本哈民先生劝她说，“您得求镇长开开恩，准许您去探望一下孩子，劝劝他把知道的事说出来。除此之外，这张状子简直起不了任何作用。”

佩佩·阿马多的母亲用毛巾擦了擦鼻子，然后把毛巾包在脑袋上，走出店铺，连头也没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