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是这处？”师父指着颅骨上的骨折线说，“凹陷性骨折，会在颅骨受力中心点周围形成同心圆似的骨折线，同时也会以此为中心点，形成放射状的骨折线，放射状的骨折线遇见同心圆似的骨折线，自然会截断。所以，这不是截断现象，而是凹陷性骨折的典型现象。”

我盯着颅骨仔细地观察着，心里还有些不服气。

“别不服气。”师父说，“如果是骨折线形成的血肿，应该在整个脑底沿着骨折线的地方都有血。而死者枕部和额部的两处血肿彼此孤立，并无连接，这是对冲伤的典型特征。而且，骨折形成的血肿，血是黏附在脑组织外的，对冲伤形成的血肿是在脑组织内的。这是因为骨折形成血肿的原因是骨折断段刺伤脑组织，而对冲伤形成血肿的原因是脑组织撞击颅骨形成的内部脑组织挫裂。这个死者额部的血肿，用抹布是擦不掉的，所以血肿是在脑组织内部的，符合对冲伤形成的脑内血肿。”师父一边说一边用抹布擦拭他手里脑组织上的血块。

我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站在一旁发呆。

师父接着说：“另外，如果死者遭受多次打击，下意识的反应应该是用手护头，这样，他的手上就可能因为凶手的第二次打击而形成抵抗伤，或者手上沾有血迹。可是，死者的手上既没有伤，也没有血。”

这些论点都很有说服力，我暂时没了反驳的依据。

“不可能吧，”桂法医说，“您真的觉得他是从高处坠落摔死的？”

师父点了点头：“依据尸体上的损伤，我有充分的证据确认死者系从高处坠落，背部和枕部着地，导致死亡的。”

“我还有个疑问。”我仍在负隅顽抗，“现场死者躺着的位置，离地面二十厘米高的地方发现了死者的血迹，高坠怎么会有喷溅状血迹？”

师父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他用止血钳指了指死者颅底的骨折线，说：“颅底骨折，颅内的脑脊液和血会通过颅底的骨折裂缝漏到口鼻腔内，由于死者的意识模糊，所以血液和脑脊液会被死者吸进气管，这样死者会呕吐、呛咳，血迹自然会被死者呛咳到墙壁上。”

我想起了现场血泊旁的呕吐物，看来师父分析得丝毫不差。

师父用刀划开死者的气管，说：“看，不出所料，他的气管里都是些血性泡沫。

最后一个疑点都被师父解释合理了，我彻底放弃了抵抗，看来死者还真的是摔死的。

“可是，”我说，“半夜三更的，孙先发为什么会从高处摔下来呢？如果是高坠的话，他原始躺倒的位置正上方就应该是他坠落的起点。”

我说完，脱下手套，走到解剖室外的办公室里，打开了电脑里的图片：“那么，坠落的起点应该是靠近小楼外墙墙壁的围墙墙头上。他半夜三更爬自己家的墙头做什么？”

“那，那个……既然是摔死的……”大宝因为我们的失误而乱了分寸，“是不是赶紧要撤案啊？”

“别急，”师父说，“死亡方式是高坠，但不表示这一定是一起意外，下面我们就要搞清楚死者半夜高坠的原因。”

“死者从自己情妇的丧礼上喝完酒回家，把香烟和钥匙放在屋内，自己又走出屋外，锁了屋门，爬上墙头，然后跳下来摔死？”我一边回溯时间顺序一边说，“殉情，还是偷窥？”

看到我们都开始深入思考，师父的气才消了一些，他被我的这个假设逗乐了：“你还真有想象力，偷窥都能想得出来，他的邻居都是些老弱病残，有什么好窥的。”

师父的话音刚落，侦查员就走进了解剖室：“报告陈总，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去调查了刘家办丧事当天参加丧礼的部分人员。这些人都反映，刘家没有给每个人发香烟，饭桌上放着的香烟是玉溪。”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这发什么香烟，和破案，不，现在应该说是对还原事件过程有什么用呢？

师父一边脱下解剖服，一边拿出一根烟，点上后，深深吸了一口。

我们都整齐地站在师父身边，等他开口指示下一步工作。

突然师父说：“应该是这么回事。”

我们都是一头雾水，我忍不住问：“应该是怎么回事？”

“你们之前说死者是进了屋以后，又出门爬墙头，是吗？”师父问。

“是啊，”我说，“他把香烟和钥匙都已经放在堂屋的桌子上了嘛。”

师父笑了笑，说：“桌子上的物品，有可能是死者回到家里放在桌子上的，也有可能是死者下午离开家去参加丧礼的时候，根本就忘记带在身上的。”

被师父一点，我恍然大悟：“哦，对，是啊！”

“是？那个，是什么？”大宝还没能反应过来。

我接着说：“如果是死者根本就忘记带钥匙和香烟出门，香烟不要紧，没钥匙，他晚上怎么进家门呢？”

“嗯，”桂法医抱着双手，慢慢地补充道，“所以陈总才会让侦查员去调查香烟的问题。目前看来，刘家给参加丧礼的人们提供的是玉溪，而死者家里放着的，是云烟。”

我补充道：“既然死者家里的烟不是下午丧礼上的烟，那么就不能根据香烟、钥匙在屋内而推断死者已经进了家门。这样看来，死者下午出门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忘记带钥匙和香烟了，所以他晚上就进不了自己的家门。”

“进不了家门，”师父继续发问，“如果是你们，你们该怎么办？”

我重新坐在解剖室外的办公室里，在电脑上一张一张翻看着现场照片。

“知道了，”我眼前一亮，“你们看，死者坠落的地方上方是墙头，墙头旁边就是小楼的二楼窗户，别忘了我们第一次现场勘查的时候，二楼的窗户是开着的，当时林涛还说这样开着窗户很危险。”

“是了。”林涛一直在旁边听我们的分析，这时候也开了口，“死者应该是爬墙头想移到窗户旁边，翻窗入室，可是他喝了酒，手脚不稳，就从墙头上摔了下来。”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摩拳擦掌，蠢蠢欲动，想赶紧弥补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

“不好办。”师父说，“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推断，更糟糕的是，之前县局已经立案而且通知了死者家属。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支持，我们就这样去通知家属，那人家一定会说是你们公安破不了案就说死者是自己摔死的，要我，我也不信服。”

我低下了头，知道这是师父在变着法儿数落我。

“行了。”师父看见我自责的表情，又于心不忍，接着说，“现在我们去现场吧，希望能在现场找到有用的证据。”

“这事儿不能全怪冬瓜。”林涛也听出了师父责怪我的意思，上前帮我挡了一枪，“我们痕检也有责任。我觉得我们这次是可以找到线索的，因为第一次勘查，我们只勘查了坠落点地面和二楼的窗框，对于死者可能触碰到的墙头、二楼窗台我们并没有仔细看。”

“这不能怪你。”师父铁了心让我挑全责，“法医没有搞清楚致伤方式，错误重建现场，你们自然不可能在对的地方寻找痕迹，秦明这次难辞其咎。”

我又低下了头，这次的教训的确够深刻的了。

到了现场，林涛只身爬上了近两米高的墙头，用放大镜在墙头上寻找着痕迹，另几名痕迹检验员在二楼研究窗台。此时此刻，帮不上忙的我只能焦虑地在院子里打转，期待着他们的好消息。

师父的推断又一次接近了事实，很快，林涛和他的弟兄就在墙头和窗台找到了直接证据。

“墙面、墙头的痕迹已经可以证明一切了。”回去之后，经过比对，林涛高兴地向师父汇报道，“虽然过去一个月了，但是现场一直封存得很好，痕迹物证都没有遭到破坏。墙面有明显的蹬擦痕迹，是死者上墙的时候留下的，墙头也有几枚死者的完整足迹，其中一枚右足足迹有变形，有擦挫，应该是滑落的时候留下的。”

“窗台上也有死者左手的指纹和掌纹，从方向上来看，是从外到内的，也就是说死者的左手已经搭上了窗台，但是右手没有来得及搭上来。”另一位痕迹检验员说。

“我也有发现。”师父拎着死者的一双鞋子，说，“我仔细看了死者鞋子的边缘，右脚的鞋子边缘有和硬物摩擦形成的损伤。方向是从下到上，这个证据也可以印证死者的脚和墙头有摩擦滑落。”

“那么，现在看来，”大宝插话道，“死者应该是左手上了窗台，左脚和右手悬空，右脚突然滑了，导致他仰面下落着地。这样也就解释了死者为什么会是头朝墙根仰面着地的姿势。”

我在一旁默默无语，看着他们一点点重建出现场，还原出事实真相。

有了充分的现场证据，案件很快就撤销了。又睡了一晚上郁闷觉，我起了个大早，到师父办公室主动检讨。

师父的态度和我想象中大相径庭，他温和地问：“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吗？”

我点了点头，说：“知道，先入为主、工作不细致。”

“嗯，总结得很好。”师父说，“你刚去，所有人都说是命案，所以你也认为是命案，但是你忘记了一个法医最先应该搞清楚的，就是死者的死亡方式。因为先入为主的思想，所以你主观臆断地排除了一切意外事件的可能，最要命的是没有细致解剖，遗漏了背部损伤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其实，你当时要是打开死者后背，你的判断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实，是老管一直在催我快点儿结束，所以我没打开后背。”来之前我已经想好了无论如何不辩解，结果这时候却又忍不住为自己辩解。

师父语重心长地说：“你是省厅法医，错和对都要你来承担责任，你不应该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幸好这个案子一直没有抓人，如果让别人蒙冤入狱，你的良心又如何得以安宁呢？”

师父说的在理，我默默地点头。

“法医不好干啊。”师父说，“好在你运气好，这次失误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错误判断一起案件，浪费大量警力不说，可能会让清白的人蒙冤，也可能会让犯罪分子逃脱法网，所以说法医的责任真的很大。你要想当好一个法医，就要时时刻刻都不忘记认真、细致。不要害怕失误，要有信心继续迎接挑战，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武器，那就是法医科学。科学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来：“相信我，师父，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