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玛。霍勒斯·格利莱·沙赫特( 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 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威廉·沙赫特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孔斯坦赛·冯·埃格斯女男爵是丹麦裔。威廉一生颠沛流离，做过乡村教师、报刊编辑、簿记员，最终在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安顿了下来。威廉对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心有所属，他最崇拜的政治家是纽约的废奴派和自由主义政治家、记者霍勒斯·格利莱，为了纪念这位自由主义政治家，威廉给小雅尔玛取了霍勒斯·格利莱这个美国式的名字，由此可见沙赫特一家与美国的渊源。

小沙赫特聪明而勤奋，先后专门学习过文学、新闻学、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哲学博士头衔，后来到金融界发展，进入德累斯顿银行工作。沙赫特对金融的本质有一种直觉的透视力，他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很快使他成为引人注目的金融精英。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出任帝国银行行长，拯救灾难中的德国马克。1930年，由于杨计划的修改问题，沙赫特离开帝国银行。

从1931年开始，沙赫特开始积极为纳粹工作。1933年3月份，希特勒上台后，任命沙赫特为帝国银行行长，任命文件由希特勒和兴登堡总统共同签署。同时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还有帝国银行的八名董事，其中包括三名犹太银行家一门德尔松、瓦斯曼和沃伯格。

沙赫特和沃伯格实际上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1933午7月，希特勒成立“经济事务委员会”，开始规划德国经济的振兴。这个委员会的17名成员全部是大资本家和银行家，包括克虏伯、西门子、博世、泰森、施罗德等人，委员会的首脑由资本家集团推举的沙赫特出任。

1933年8月，沙赫特代表纳粹德国政府与美国银行家协会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华尔街欣然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答应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这些钱将被用来兴建新的军火工业或者扩建原有的武器制造企业。

在1934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问沙赫特，如果任命沙赫特为德国经济部的部长，他有什么意见。沙赫特沉吟一下，慎重地提出，在接受经济部长任命之前，他想知道希特勒希望他如何处理犹太人的问题。希特勒回答道，就经济问题而言，犹太人可以做他们到目前为止可以做的一切正常经营活动。沙赫特问的当然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试探希特勒对沃伯格等人的态度。希特勒当时显然不能动沃伯格，于是如此回答。从某种角度看，沃伯格实际上是华尔街安插在希特勒身边，监视其金融政策的眼线。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大权独揽的当天，沙赫特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经济部长。

沙赫特与沃伯格的关系非同寻常，可以说是荣辱与共。一方面，在希特勒面前沙赫特巧妙地保护着沃伯格，另一方面，沃伯格又是国际银行家考察希特勒的试金石。如果希特勒起了异心，那华尔街对德国的资助就可能中断，这对于刚上台面对经济危机焦头烂额的希特勒来说，后果将是致命的。另外，如果没有华尔街的支持，希特勒整军备战的经费来源也将面临严重的困难。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希特勒也深谙此道。他利用沙赫特的金融才华，稳住了沃伯格的华尔街“直通车”，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华尔街资本控制下的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将德国巨额军火订单的大饼高高挂起，引诱着贪婪的资本争相扑来。

马克思说过，资本家为了利润，可以将绞死自己的绳索卖给无产阶级，此话真是妙到毫巅！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由于与纳粹的合作有功，被嘉奖了铁十字勋章，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IBM总经理兼美国国际商会会长托马斯。丁·沃森。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的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5倍以上；在纳粹德国的军火工业体系中，美国公司竟然超过了60家。除了军工尖端产品销售，美国还慷慨地向德国转让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杜邦公司通过IC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美孚石油公司积极地推销坦克润滑油技术；德国空军的航空汽油由美孚在德国的航油工厂供货；摩根麾下的同际电报电话公司参与了德国新型战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没有沙赫特和沃伯格的鼎力协助，希特勒的战争准备恐怕远没有这样顺利。

正是因为这层原因，到1936年希特勒上台3年以后，沃伯格在德国汉堡的家族银行仍然在盈利。他们对债券持有人和其他股东照常支付利息和分红，沃伯格家族银行生意基本上没有被纳粹所骚扰。甚至直到1938年，沃伯格家族银行还在盈利。

除了借助沃伯格与华尔街库恩雷波公司的密切联系，从沙赫特的经历来看，他本人与英美金融界也颇有渊源。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在1923年他就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伦敦拜会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并在那里与诺曼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后来诺曼甚至成了沙赫特一个孙子的教父。沙赫特英语说得比德语还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采用英德双语进行。在战后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法庭上，只有3名被告犯罪指控没有成立，被当庭释放，当过纳粹经济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锐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

随着希特勒“新政”的全面实施，德国经济日益好转，失业人口直线下降，军事力量迅速强大，特别是1936年德国柏林的奥运会圆满召开，使德国民众“四海归心”，希特勒的羽翼渐渐丰满起来。

德国奥运会之后，沙赫特开始隐隐感到形势不妙，不仅经济过于偏重军工造成结构失衡，更令沙赫特担心的是希特勒的最终目的似乎“不单纯”。与此同时，希特勒不动声色地着手分化他的经济大权了。

1936年秋，希特勒任命戈林为复兴德国经济“四年计划”的执行人，并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具体负责实施。很明显，这一新机构的设置与沙赫特的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功能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沙赫特与戈林的权力争斗。

作为自由主义学派在德国的掌门人，沙赫特在理论上对一切国家计划下的经济颇不感冒，又看到该计划在直接弱化自己的权力，自然对所谓的“四年计划”深恶痛绝，他立刻采取行动抵制和抗争。希特勒却不断地在沙赫特与戈林之间和稀泥，练起太极推手。眼看着大量的工业与军火订单源源不断地涌向戈林那里，自己这边越来越“门前冷落鞍马稀”，沙赫特逐渐明白过来，自己被希特勒给耍了。

于是，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希特勒经过3个月的“好言挽留”，最后于11月正式免去了沙赫特的经济部长职务。沙赫特不甘心就此认输，他仍是德国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想利用货币发行权做最后的抗争。从1938年开始，沙赫特拒绝再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再贴现，他与希特勒的矛盾终于激化了。而此时的希特勒，已经从法律上完成了国有化中央银行的所有准备。1939年1月，沙赫特被免除帝国银行行长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德国的权力中心。沙赫特离开中央银行位置的消息被隐瞒了5个多月，直到大战爆发前的最后时刻。希特勒的政治权术与沙赫特的金融谋略堪称绝世高手过招，不过政治终究压倒了金融。

1944年，沙赫特涉嫌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史坦芬堡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沙赫特不但没有完成监视希特勒的重任，反而被希特勒玩于股掌而没有觉察，由此产生报复的念头倒也是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