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业化的底子虽然是明治维新时就打下的，但到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已经被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大大地甩在了后面。8年战争下来，日本的国民经济全面转向战争机器，工业化的深度与广度，已严重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日本生产重武器系统，以便就近供应朝鲜战场，但美国的工业专家到日本考察了一圈之后，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日本的工业技术已严重落后，根本无法满足美军的需要。

当1955年来临之时，中国的工业化在苏联的帮助下，正在迅速接近世界水平；而日本虽然从战后的废墟中，成功地完成了复苏，但却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浅工业复苏”，重工业的技术水准，甚至不如中国直接引进的苏联最先进的工厂。如果从硬件条件看，中日双方大体处于同一工业化的水平上。

但是，这一年也是中日工业化发展战略错位的关键拐点。中国仍把钢铁视为工业化的核心，而日本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电子丁．业和石油化工的重要性，并将自动化作为新的发展目标。这种战略眼光的差距，在随后的15年中，把中日之间的差距扩大到难以追赶的程度。

日本人对新产业的顿悟，让他们意识到原来的战争行为是多么愚蠢，石油在世界市场的充分供应，使占领中国东北煤炭能源基地显得毫无必要，石油化工带来的廉价、丰富、优质的合成橡胶，让南下掠夺东南亚天然橡胶的军事行动成了不可理喻的胃险。在石油化工成千上万的衍生品海洋里，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几乎获得了充分的满足。日本决心放弃军事侵略的立同传统，因为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好处。

石油化工取代了农业，成为轻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电子工业和自动化则是工业化的加速器，有了这两个撒手锏，只要石油来源南美国保证，日本通过工业产品来征服世界，就远比用军刀马靴要简单得多。

中国和法国一样，虽然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经济。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战略之下，1960年日本人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通产省的经济战略眼光，远高于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制定者，他们首先在重化工业中，指定应该优先发展的种类。其中包括：石油精炼、石油化工、人造纤维、机动车、工业机械、飞机、电子工业等。然后给这些行业提供绝对的保护和发展援助。为了避免国外产品对这些日本战略行业的激烈竞争，通产省拿出了进口限额、进口许可证、高关税、对国内产品优惠的商业税等五花八门的贸易保护手段。

当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后，直接的财政补贴过于扎眼，对于战略行业的发展，日本通产省怪招迭出，令人防不胜防。当造船业需要补贴时，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钱，而这时日本市场上食糖的价格很高，利润丰厚，政府就对造船业提供食糖进口许可证，让他们在国内食糖市场中赚足了差价，作为政府的变相补贴。仅这一招，就让日本造船业的出口价格降低了20%~30%。

为了加快战略行业的快速发展，日本开始了疯狂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浪潮。在进口最新机械的补助金制度上，实行进口价的一半由政府出，国内同类厂商的成本，政府也支付一半的财政补贴。对企业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加速设备更新，扩大资本积累。日本政府规定，企业购人新设备的当年，就可以提取相当于设备价格50%的折旧费，从利润总额中扣除，不须纳税。在政府的鼓励下，各企业竞相增加投资，更新设备。1961年，民营企业的设备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竟高达23%!此外，日本发展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等政府财政机构，还为战略行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而且贷款的成本在利润中被先期扣除，因而也不需要纳税。

通过各种政策和金融手段，日本企业在世界发达国家中的税负最轻，1972年日本企业总税负为21。2%．美国是28。1%，德国则高达36%。

政府、工业家和金融家采取了密切合作的方式，那些被指定为国家战略性的工业，受到政府的精细保护和悉心扶持。对于这些行业，通产省和大藏省为企业提出详尽的行政指导，当他们认为产量过高时，就会建议企业减产，当他们认为投资过多时，会提出投资调整。企业也愿意接受这些指导，它们总是蜂拥在政府周围，以获得好处。政府对一些企业极为偏爱，对另一些则非常冷酷，即便是政府的意见或通知，只要是来自通产省，任何企业都害怕如果不遵守，可能就会被打入冷官。

日本央行在提供信用时的“窗口指导”，也是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行政指导。它与政府对整个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相当于经济政策的金融版？央行对各家银行的放款总额设置一定的上限，当各银行来到央行窗口时，这种指示是一种“单纯的暗示”，但是，这种暗示却总是被无条件地接受。在各银行贷款总额受到行政制约的条件下，它们将优先贷给财阀客户。对于大藏省来说，资金的供应是基于特定政策的考虑而采取分配形式的，利率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通过十年的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朝高利润率的方向急剧转化。在工业领域中，重化二的利润率高于轻工业，重化工业1955年占日本经济总量的51%。1965年达到了64%，1975年则高达75%，创发达国家的最高纪录。从1950年到1969年，日本的工业生产扩大了17倍，其中老产品比重仅占60%，而新产品，特别是电子和石油化工产品的比重则急速扩大。

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与西方自由市场竞争的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计划性的特点十分鲜明。日本政府在工业化变轨与加速的关键转折关头，高瞻远瞩、魄力惊人，对战略性行业的支持力度堪称成功的典范。正确的战略、完美的执行、悉心的指导、大力的扶持和精细的保护，是日本战略产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要素。

关于竞争，日本的观念与西方迥然不同。日本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但不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对公司的献身精神，是被日本社会认为值得提倡的，而公司雇员之间的竞争则不被鼓励。所以在国内，日本企业集团存在着竞争；而在国外，则体现为日本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与外国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

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曾骄傲地升华了日本的奇迹：“‘凯恩斯先生曾在1937年讲过这样一段话，根据过去的经验，生活水平每年平均提高1%以上是不现实的。即使有很多发明创造，能够提高得更多些，我们的社会对于l%以上的增长率，也是不能轻易地使自己和它相适应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英国大概有过一两次生活水平按年均1%的速度提高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按平均年率计算，总多少要低于1%。’凯恩斯的这番话是在20

世纪阴暗的30年代中期说的，他在演讲之际或许在心理上受到了当时的悲观主义的影响。然而，历史却可以证明，大英帝国从1860年到1913年这光辉的半个世纪里，每人实际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9%。因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怀疑凯恩斯的这一看法……（但是日本）至少到1973年，平均每人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在20年问几乎一直保持在年率8%以上的水平。面对这一事实，凯恩斯将何言以对呢？”

即便考虑到1860 – 1913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执行的纯正金本位的坚挺英镑，与1945 -1971年，金汇兑本位下与疲软美元之间的货币贬值因素，人们也必须公认日本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的确大大高于英国人的时代。不过，一个客观因素是当年的工业革命并没有摆脱对农业的天然依赖，1%以下的收入增长，真实地体现了农业增长潜力的极限。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经济的实际增长仅在零的上下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社会上千年的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只有在50年代以后，当石油化工产品大规模取代农业原料，从而突破了轻工业的增长瓶颈时，国民收入才具备了以更高速度增长的可能。

工业化曾给西方带来了繁荣和富裕，工业化进程中，各国对原材料和市场的争夺，也给世界带来了战争与灾难。当工业化开始在东方扩散后，世界经济与金钱的权力天平，开始向东方倾斜。中国与日本，无论选择哪种路径，也不管要经受何种挫折，前进的方向始终是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富裕和强大的梦想。亚洲的所有国家，将陆续跟进这一历史的洪流。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与壮大，将日益打破美国战后一家独大的局面，世界将越来越呈现出战国时代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