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二十八岁时，是最受人青睐的单身汉。他曾去巴黎进修药科和外科，待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刚一踏回这片土地，他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没有在外虚度每一寸光阴。他比走的时候更加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同辈之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学问上一丝不苟，知识渊博，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时髦舞跳得比他好，或是即兴钢琴弹得比他棒。他的翩翩风度和殷实家境迷倒了周围很多姑娘。她们靠私下里抽签来决定谁做他的女伴，而他也乐得与她们相处，但总是若即若离，始终保持着清雅，直到最后，他不可救药地被费尔明娜·达萨那种质朴的魅力迷住了。

他总是津津乐道，说他们的爱情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事情就那么发生了，特别是在那个时候，他正把自己积蓄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到这个城市的命运之中。对于这座城市，他常常不假思索地说，它是举世无双的。在巴黎，当他挽着某位临时女友漫步在姗姗来迟的秋色中，仿佛不会再有比那些金色的下午更为纯真的幸福了：到处弥漫着炭烤栗子的山野气息，手风琴声悠扬婉转，还有那一对对贪婪的情侣，在露天阳台上仿佛永远也亲吻不够似的。然而，他把手放在胸口，对自己说，眼前的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他用故乡加勒比四月的一瞬间来抵换。他还太年轻，尚不知道回忆总是会抹去坏的，夸大好的，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可当他站在甲板的栏杆前，再一次看到殖民区那白色的山冈，屋顶上一动不动的兀鹫，以及阳台上晒着的穷人的破衣烂衫——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那么轻易地掉进了思乡之情设下的慈悲圈套。

轮船从水面漂浮的一层溺水而亡的动物尸体间开出一条道来，驶进了港湾。为躲避恶臭，大部分旅客都进了船舱。年轻的医生从舷梯上走下船，身穿上好的羊驼毛西服和背心，外套一件长罩衣，留着巴斯德年轻时的那种胡子，头发由中间分开，露出一道清晰而苍白的中缝。他极好地掩饰了自己因恐惧而非伤感造成的哽咽。码头上几乎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没穿制服的赤脚士兵在看守。两个妹妹和母亲，以及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在那里等他。他发现他们尽管表面上开心，但脸色憔悴，毫无生气。谈到危机和内战时，他们仿佛在说距离自己很远、甚至毫不相干的事，可那隐隐颤抖的声音和游移不定的眼神背叛了他们的言辞。令他感触最深的还是他的母亲。她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女人，曾以热情火辣的社交活力从容优雅地投身于生活，而如今，在那身散发着一股樟脑味的寡妇黑绸丧服中，她就像被文火煎熬一般慢慢枯萎了。想必是在儿子一脸的困惑中察觉到了自己的改变，她先发制人，以攻为守，问儿子的脸色为何像石蜡一样苍白。

“是生活所迫，母亲。”他说，“人人在巴黎都会变得脸色发青。”

稍后他挨着母亲坐在封闭的车子里，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他再也无法忍受从车窗里钻进来的那一幕幕残酷的现实了。大海如死灰一般，一座座古老的侯爵府几乎被淹没在不断增多的乞丐之中，露天的污水沟散发出死亡的味道，再也闻不到昔日那浓郁的茉莉花香。他觉得一切都变得比他走的时候更渺小，更破败，更萧条。街道的垃圾堆上到处都是饥饿的老鼠，惊得拉车的马儿走得磕磕绊绊。从港口到他家这段漫长的路上，在总督区的中心地带，他没有碰到任何能对得起他的思乡之情的东西。他沮丧之极，为了不让母亲看见，便把头扭向一边，默默地淌下眼泪。

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即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世代居住的宅邸，在这场浩劫中也未能独善其身。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看到家中的景象，心都要碎了。他从阴暗的前厅走进来，看到花园的喷泉池里积满尘土，鬣蜥在一朵花也没有的杂草丛中乱爬。他发现通往主要居室的那段装着铜扶手的宽楼梯上，缺了好几块大理石板，还有的板已经裂了缝。他的父亲，一位献身精神超过医术水平的医生，死于六年前那场席卷整个城市的亚洲霍乱。从此，这个家的灵魂也随之而去。他的母亲布兰卡夫人，早已用黄昏时的九日祷告代替了亡夫生前常带她去的音乐晚会和室内音乐会，想到自己将穿着丧服度过余生，她压抑得喘不上气来。两个妹妹也违背了风趣快乐的本性，成了修道院的盘中餐。

回家的那天晚上，由于害怕黑暗和寂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片刻也没有睡着。一只石鸻从没关严的门缝钻了进来，每隔一小时，刚好整点的时候，就在卧室里叫上一阵儿。他数着念珠念了三串《圣三光荣颂》，还念了所有他能记得的其他经文，以祈祷消除灾祸和不幸，驱散专在夜间窥视的各种鬼魅魂灵。附近圣牧羊女[1]疯人院里，传来疯女人在幻觉中发出的尖叫声，水瓮里的水一滴一滴落在水盆中，无情地在整幢房子里回荡，迷途的长腿石鸻在卧室里来回乱跑。他生性怕黑，再加上父亲无形的亡灵就存在于这座沉睡的宽阔宅邸，这一切都令他毛骨悚然。早上五点，石鸻和邻居家的公鸡一起啼鸣，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完全交托给全能的上帝，因为他感到再也没有勇气在祖国这片废墟上多住一天。然而，亲戚们的关怀，几个星期日的郊游，以及那些和他门当户对的姑娘们的倾心仰慕，最终减轻了回家的第一印象所带来的苦涩。他慢慢习惯了十月的闷热，周遭刺鼻难耐的气味，以及朋友们不成熟的看法，习惯了大家的那句“明天见，医生，您不要担心”。最终，在习惯的魔力面前，他屈服了。很快，他便为自己的屈服想出了一个简单理由。这里就是他的世界，他对自己说，这个悲伤而压抑的世界是上帝安排给他的，他属于这里。

[1] 圣牧羊女，指圣母马利亚。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了父亲的诊所。他把那些英国家具原地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尽管它们硬邦邦的，非常古板，而且还会在清晨的寒风中吱扭作响。但是那些有关总督时期科学以及浪漫主义时期医学的著述，他都让人搬到了阁楼，带玻璃门的书柜中则放进了法国新一派的著作。他摘下那些褪了色的廉价彩画，只留下画着医生和死神争夺一位裸体女病人的那幅，还有那张用哥特字体印刷的希波克拉底誓词。在空出的位置上，他挂上了自己在欧洲各所学校以优异成绩取得的各式各样的文凭，紧挨着父亲唯一的那张。

他试图在仁爱医院推行新观念，但这并不像他曾满怀青春的激情所设想的那样。在这座古老的医院里，人们固执地恪守着代代相传的迷信观念。比如，把床腿分别放进四只装着水的罐子里，以防疾病爬上床来，又或者在手术室中要求穿礼服，戴羚羊皮手套，因为他们认定优雅是无菌操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他们无法忍受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用嘴去尝病人的尿液以检验是否含糖；无法忍受他动不动就提到沙可[2]和特鲁索[3]，好像他们是他的同窗室友；也无法忍受他在课堂上严肃地警告说接种牛痘有致命的危险，但同时又对栓剂这一新发明抱着令人怀疑的信念。他在所有方面都和别人格格不入：他的革新精神，他近乎偏执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身处这片到处是嘻嘻哈哈的老顽童的土地上，他的幽默感却异常迟钝，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他难能可贵的美德，却引起了年长同事的猜忌和年轻同事暗地里的嘲笑。

[2] 让-马丁·沙可（1825-1893)，十九世纪法国神经学家、心理学家。

[3] 阿尔芒·特鲁索（1801-1867)，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医生。

最令他苦恼的是城里危险的卫生状况。他向最高当局请求填平西班牙人建造的污水沟，因为那里是老鼠的巨大温床。他建议代之以封闭的下水管道，污水不应像一直以来这样排到市场港湾，而应该输往偏远的垃圾场。殖民时期建造的讲究一点的房子都有带化粪池的茅厕，但那些挤在沼泽边窝棚里的老百姓，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大小便。排泄物在太阳下风干，变成粉尘，随着十二月凉爽而幸福的微风，被所有人带着圣诞节的喜庆吸入体内。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试图在市政府开办强制学习班，教穷人建造自家的厕所。他曾徒劳地斗争，希望人们别把垃圾扔到树林里，几个世纪下来，那里已经成了一片片腐烂的池塘。他建议至少一星期收两次垃圾，然后运到无人区烧掉。

他明白，饮用水是致命的隐患。然而，单是建一条高架水渠都纯属幻想，因为凡是有能力推动此事的人，都拥有自己的地下雨水池，存着多年积蓄的雨水，被一层厚厚的浮藻覆盖着。当时最值钱的家具之一，便是装水瓮用的精雕细刻的木架柜，里面的石制过滤器日夜不停地把水滴到水瓮里。为了防止有人从汲水的铝罐中喝水，罐子的边缘有一圈锯齿，就像一个滑稽的王冠。在阴暗的陶制水瓮中，水看上去清清凉凉，带着一股树林的余味。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被这种过滤的假象蒙蔽，因为他知道，尽管用了那么多防范措施，瓮底却还是孑孓的圣殿。童年时期，为了打发漫长的时间，他曾怀着莫名的惊恐观察这些孑孓，因为那时的他和很多人一样，相信它们是精灵，是超自然的生命，它们在水底静止的沉积物中追求少女，也会为了爱情而疯狂报复。小时候，他曾见学校的女老师拉萨拉·孔德因为竟敢对精灵出言不逊，家里的房子被砸得支离破碎。他看见她家的碎玻璃像河水一样流到了街上，还看见铺天盖地的一大堆石头——人们用这些石头朝她家的窗子扔了三天三夜。过了很久他才学到，原来孑孓是蚊子的幼虫。而一经知晓就再也忘不掉了，因为此后他发现不只孑孓，还有很多恶魔都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我们那天真的石制过滤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阴囊疝气的来源归功于雨水池。城中很多男人都忍受着这种病的折磨，可他们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流露出某种爱国主义的傲慢。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上小学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撞见令他胆战心惊的情景：患疝气的人在烈日炎炎的下午，坐在自家门口，用扇子给自己那硕大的睾丸扇风，那睾丸大得简直就像一个趴在两腿间睡着了的孩子。据说，在暴风雨的夜晚，疝气会发出凄楚的鸟叫声，而若在附近点燃一根兀鹫的羽毛，它便会绞起来，让人痛得死去活来。然而，没有人为这些倒霉事抱怨，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阴疝挂在下身，完全可以被视作男人的荣誉，比什么都值得炫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欧洲回来时，已经非常清楚这种观念绝对是伪科学。但它在当地根深蒂固，很多人甚至反对在雨水池中加入各种矿物质，因为担心这样会使他们失去培养令人骄傲的硕大阴囊的能力。

和水质不净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一直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感到忧虑。市场位于灵魂湾正对面一片开阔的空地，那些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帆船就停靠在这个港湾。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曾把此地描绘成世界上货物最丰富的市场之一。的确，这里货品充足，种类繁多，热闹非凡，但同时，它或许也是最让人担心的一个市场。由于潮水无规律的涨落，海湾海水一漾一漾地把污水沟排出的垃圾又推回岸上，因此，整个市场就坐落在自己的垃圾堆中。紧邻的屠宰场也把乱七八糟的残渣丢到这里来：剁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动物的粪便，在阳光下静静地漂浮在一片血沼泽中。为了这些食物，兀鹫常常跟老鼠和狗争抢得无止无休，时而穿梭于挂在棚檐下的索塔文托美味鹿肉和阉鸡之间，时而跃过摆放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春季菜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想改善这里的卫生条件，比如让屠宰场换个地方，再重新建一个有彩色玻璃穹顶的市场，就像他在巴塞罗那看见的那些古老菜市场一样，那里供应的食物干净而漂亮，几乎让人不忍心吃掉。然而，他的那些有声望的朋友们，即便是那些一向对他有求必应的，也只能对这份不切实际的热情抱以同情。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一生都在喧嚷自己骄傲的出身，歌颂这座城市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它珍贵的文物、它的英雄主义和它的美，却对时光对它的侵蚀视若无睹。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与他们不同，他对这座城市的爱恋之深，使他能用真实的眼光来看待它。

“这座城市还真是伟大，”他常常说，“我们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来摧毁它，至今仍没有达成目的。”

然而，它其实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了。先前那场肆意流行的霍乱，继最初暴毙在市场水坑里的几个牺牲者之后，在十一周内已创造了我们这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纪录。在那之前，凡地位显赫的死者都会被葬在教堂墓地的石板下，与主教和教士团成员专享的幽静场所为邻。而不那么富有的死者就葬在修道院的庭院中。穷人们则被埋在殖民时期的墓地里，位于一座当风而立的小山上，和城市隔着一条干涸的小河沟。河上有一座灰浆筑的小桥，桥头的避雨亭竖着一块牌子，一位未卜先知的市长曾命人在上面刻下了一句话：入此地者应抛开一切希望[4]。霍乱刚刚流行两个星期，墓地就已经满了。尽管已将一大批不知名的贵人的枯骨迁进了集体掩埋的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块可以使用的空墓地来。从没有封严的墓穴中逸出的水汽令大教堂内空气污浊，不得不将大门紧闭，直到三年以后，费尔明娜·达萨在子时弥撒中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那个时候才再次打开。第三周时，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回廊里已堆满了死人，一直堆到两边种着杨树的林荫道。最后，只得把比回廊大两倍的教会菜园辟出来当墓地。人们在那里挖掘出一个个很深的墓穴，不带棺木地草草葬下三层死人。但很快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脚一踩，就渗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水来。于是，人们准备在“上帝之手”庄园开辟新战场。那里是一座育肥牧场，距离城市不到一里地，后来被誉为“普世公墓”。

[4] 但丁《神曲》中的名句，写在地狱之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