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发布了霍乱公告，本地驻军便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一刻钟在碉堡上鸣炮一响。这么做是应迷信的市民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火药能净化环境。受霍乱之害最深的要数黑人，因为他们人数最多，也最贫穷。但实际上，这种疾病既不分肤色，也不分血统。而就如突然开始一样，它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造成了多大规模的伤害，不是因为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医生，胡维纳尔的父亲，是这段不幸岁月里的民间英雄，也是最受人瞩目的牺牲者。根据政府的指令，他本人实际上只需制订方案并领导卫生部署，可他自己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所有社会事务中去，事实上，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在他之上几乎就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多年以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翻看当时的记录，证实了父亲所采用的方法仁爱多于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悖医学原理，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疫情的迅速蔓延。他是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这一点的——生活慢慢地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他第一次为自己当初没能和孤军作战而犯下错误的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心痛。但他也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他的勤奋、他的牺牲精神，尤其是他个人的胆识，这一切都让他无愧于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后给予他的那些荣耀，他的名字理所应当和那些不计其数的战争英雄列在一起，因为比起这场战斗，那些战争可要不光彩得多。

父亲未能及身见证自己的荣耀。当他发现那种他在别人身上见到并深表同情的无法医治的病症出现在自己身上时，甚至都没有徒劳地去尝试抗争，便把自己隔离起来，以免传染给他人。他把自己关在仁爱医院的一个杂物间里，对同事的叫门声和亲人的哀求声充耳不闻，对人满为患的走廊地板上那些垂死挣扎的霍乱病人的惊恐号叫也泰然处之，他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写下了一封充满炽烈爱意的信。在信中，他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的热爱与眷恋，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恩之情。那是一封长达二十页的诀别书。信纸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从越来越糟糕的字迹中可以看出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不需要认识写信的人，也能看得出那个签名是用尽最后一口气写上去的。遵照他的遗愿，他那灰白色的遗体被混葬在公共墓地，没有让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接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共进晚餐，当即以香槟祝酒来纪念他的父亲，说道：“他是一个好人。”过后，他将为自己的不成熟而自责：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竟不断地逃避现实。但三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父亲那封身后才被发现的遗书的抄本。那一刻，他向现实投降了。骤然间，那个他生命中最早认识的男人，那个养育他、教导他，和他的母亲同床共枕三十二年，却在这封信之前仅仅因为淳朴的腼腆，从未向他如此赤诚地袒露过心声的男人的形象，一下子深刻地浮现在他眼前。在那之前，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将死亡视作发生在别人家的不幸，它发生在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身上，却从来不会降临在自己的亲人头上。他们一家人的生命节奏都很缓慢，在他们身上看不出衰老、生病和死亡的迹象，他们只会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消失，然后变成一个时代的回忆和云雾，直至最终被遗忘吞没。父亲的遗书比那封传达噩耗的电报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让他确信人终有一死。尽管，他最早的回忆之一——九岁或十一岁时——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死亡早早发出的信号。那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他们两人待在家中的办公室。他正用彩色粉笔在地砖上画云雀和向日葵，父亲则对着窗子的亮光在看书，背心敞着扣，衬衫袖子上勒着橡皮筋。忽然，他停止了阅读，用一根末端带有银抓手的爪杖挠了挠后背。因为够不着，他又让儿子用指甲帮他抓一抓。儿子这样做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脊背似的。最后，父亲从肩膀上方看着儿子，凄惨地笑了笑。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都不记得我了。”

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他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死亡天使在办公室那凉爽的昏暗中一闪而过，又从窗子飞了出去，所到之处，散落下几片羽毛，但孩子却没有看见。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马上就要到父亲那天下午的那个年纪了。他知道自己和父亲很像，而现在除了这一点外，他还惊愕地意识到，和父亲一样，自己也终将会死的。

霍乱成了他的心病。之前，除了在某门边缘课程中学过一些常识外，他对此了解得并不多。他曾觉得很难置信，仅在三十年前，在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霍乱就造成了十四万多人的死亡。但在父亲死后，为了抚平记忆的伤痛，也是作为一种悔过，他学习了一切能学到的有关各种形式的霍乱的知识。他成了当时最杰出的流行病学家、疫区封锁理论的创始人、那位伟大小说家[5]的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的学生。因此，当他回到故土，从海上闻到市场的恶臭，看见污水沟中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光着身子打滚的孩子们时，不但明白了这场不幸因何而起，而且确信它随时都会重演。

[5] 指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

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还不到一年，他在仁爱医院的几个学生请他帮忙去为一个浑身泛着罕见蓝色的病人义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门口看了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敌人。但运气还不错：这个病人三天前乘坐一艘来自库拉索的轻便船到达此地，是自己来到医院门诊的，似乎还没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不管怎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是提醒了同事们，并最终说服当局向附近港口发出警报，以便找到并隔离被污染的轻便船。此外，他还劝阻了要塞军事长官，这位长官想发布戒严令，并立即施行每一刻钟鸣炮一响的治疗法。

“省下那些火药，等自由党人来的时候再用吧。”他温文尔雅地说，“现在已经不是中世纪了。”

四天后，病人死了，被白色颗粒状的呕吐物窒息而死。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大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却没有再发现一起新病例。没过多久，《商业日报》刊登消息说，在本城的不同地方，两名儿童死于霍乱。经证实，其中一名得的是普通痢疾，而另外那个五岁的小女孩，看上去的确是霍乱的牺牲品。她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被分别单独隔离起来，整个街区也被置于严格的医疗监控之下。三个孩子中的一个也感染了霍乱，但很快就康复了。危险过去后，一家人回了家。三个月内，又发现了十一例病例。第五个月时，出现了一次令人担心的爆发。但快到一年时，大家普遍认为疫情已得到了控制。没有一个人怀疑，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严格的医疗措施创造了奇迹，效果比他的宣传还要切实有力。从那时起，直到进入本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尽管霍乱仍然是本城，而且几乎是整个加勒比沿海地区及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常见病，但并没有再度发展成瘟疫。对霍乱的惊恐使得当局更加严肃地听取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警告。在医学院，霍乱和黄热病被规定为必修课；并且，大家明白了填堵污水沟、把市场建到远离垃圾堆的地方去的紧迫性。然而，此时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热衷于宣告他的胜利，也没有精神百倍地去坚持他的社会使命——如今的他成了折翼的天使，不知所措，心神不宁，决意要忘掉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只因为他被自己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火闪电般地击中了。

的确，那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的一位医生朋友，认为自己在一个十八岁的女病人身上看出了霍乱的先兆症状，请求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前来看看。由于害怕疫情侵入老城的宝地——毕竟，之前的所有病例都发生在边缘地区，且几乎全是黑人——他当天下午就去了。结果，他收获了惊喜而非忧患。那所房子坐落在福音花园的杏树树荫下，外面看上去同殖民老区的其他房子一样破旧不堪，但里面却井井有条，美轮美奂，光彩照人得仿如世外桃源。房子的前厅直接通向一个塞维利亚式的方形庭院，院子里刚刚刷过白白的石灰，橘树盛开着鲜花，地上铺着和墙上一样的彩色瓷砖。虽然看不见泉水，却听见潺潺的流水声不绝于耳，屋檐下装饰着一盆盆康乃馨，连拱下吊着一只只装有珍禽的鸟笼。其中最为稀有的，是三只关在一个大鸟笼里的乌鸦，它们每一次振动翅膀，都会令院子里弥漫开一种莫名的香气。用链子拴在角落里的几条狗嗅出了生人的味道，突然狂吠起来，但一声女人的叫喊立刻又使之戛然而止。许多只猫被这声严厉的喊叫吓得从四处窜了出来，又藏进花丛中。之后，一片寂静，在鸟儿的扑腾声和流过石头的淙淙水声中，仿佛能隐隐听到大海忧伤的呼吸。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真切地感觉到上帝就在此处，不由得浑身一颤。他想，如此一个家是不会受到瘟疫侵害的。他跟着加拉·普拉西迪娅穿过带拱顶的走廊，走过缝纫室的窗前，那里曾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看见费尔明娜·达萨的地方，当时院子还处在一片瓦砾之中。他沿着崭新的大理石台阶来到二楼，等候传禀，以进入女病人的卧室。可加拉·普拉西迪娅走出来时，带来了这样的口信：

“小姐说，您现在不能进去，因为她父亲不在家。”

于是，他按照女仆的指示，下午五点钟又来了。洛伦索·达萨亲自为他打开大门，把他领到了女儿的卧室。医生为病人检查时，洛伦索·达萨坐在角落的一片昏暗之中，双臂交叉，徒劳地控制着自己杂乱的呼吸。很难说清楚究竟谁更拘谨：医生羞怯地抚摸着病人，病人则带着处女的矜持，把自己裹在丝绸睡袍里。两人谁也没有看对方的眼睛，只是他用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问着问题，而她则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不约而同地忌惮着那个坐在阴影中的长者。最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请病人坐起来，小心翼翼地将她的睡衣解至腰间：霎时间，那对完美无瑕、高高隆起、有着孩子般稚嫩乳头的乳房，在昏暗的房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她赶紧将双手抱在胸前遮住身体。而医生沉着地将她的手臂移开，没有看她的眼睛，直接用耳朵贴在她的皮肤上为她听诊，先是胸部，然后是背部。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总是说，他初识这位将与他共度一生的女人时，心里没有丝毫波澜。他记得，那件天蓝色的睡袍镶着花边，她的眼神炽热如火，长长的秀发披在肩上，但他当时极度担心霍乱侵入殖民老区，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正值花样年华的她所拥有的诸多美妙之处，而是全心查看她身上可能存在的哪怕微乎其微的瘟疫征兆。而她更是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位因霍乱而常常被人提起的年轻医生，在她看来根本是个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会爱的学究。诊断的结果是，这只是一次食物引起的肠道感染，在家中治疗三日即可痊愈。证实女儿没有染上霍乱，洛伦索·达萨松了一口气。他亲自把医生送上车，并付给他一个金比索的出诊费用。他认为即便是对专为富人看病的医生来说，这也算是过高的酬劳了，但告别时，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千恩万谢。他被医生那荣耀的姓氏弄得眼花缭乱，对于这一点，他非但没有丝毫掩饰，反而表示无论如何希望再次见到医生，当然，是在非正式的场合。

事情本该就此结束了。然而第二周的星期二，没有受到邀请，也没有事先知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在下午三点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来了。费尔明娜·达萨正在缝纫室和两个女伴一起上油画课。他穿着一身一尘不染的白色长礼服、戴着一顶白色高顶帽出现在窗前，朝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过来一下。她把画框放在椅子上，踮着脚尖向窗子走过去，为了不让裙子拖到地上，她把荷叶边提到了脚踝。她戴了一只发箍，亮闪闪的宝石坠子垂在额头上，与她那高傲的双眸有着同样的颜色，整个人都透出清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注意到，她在家中作画时竟也穿戴整齐，就好像参加节日庆典一般。他从窗外给她号了脉，又让她把舌头伸出来，用一块铝制压舌板为她检查了喉咙，还看了看她的内眼睑。每检查一项，他都做出放心的表情。他不再像上次那样拘束，但她却更拘谨了，因为她不明白他此次意外到访的原因，毕竟他曾亲口说过，若没有什么新情况需要叫他来，他就不再来了。更何况：她也并不想再见到他。检查完毕，医生把压舌板放进了装满各种工具和小药瓶的手提箱，然后啪的一声关上箱子。

“您就像一朵初开的玫瑰。”

“谢谢。”

“应该感谢上帝。”他说，之后又突兀地引用了一句圣多默[6]的名言：“您要记住，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论来自何处，都源自圣神。您喜欢音乐吗？”

[6] 圣多默，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又译圣多马。

他问话时，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做出很随意的样子。但她却没有回答。

“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她反问道。

“因为音乐对健康至关重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