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大教堂前见到怀有六个月身孕、对自己的新角色驾驭得八面玲珑的费尔明娜·达萨，便下定了狠心，要赢得名誉和财富以配得上她。他甚至没去考虑她已是有夫之妇这个障碍，因为他同时认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是会死的，就好像这件事取决于他似的。他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如何发生，但他把它当作一件势不可挡的事。他决心既不着急也不躁动地等下去，即便等到世界末日。

他从头做起，没有事先通知便来到加勒比河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莱昂十二的办公室，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差遣。叔叔仍在为他白白浪费了维拉·德雷伊瓦那份电报员的好差事而不悦，但还是情愿相信他的说辞——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成不变的，相反，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再者，哥哥的遗孀已在前一年带着刻骨的仇恨死去了，没有留下一个继承人。于是，他给了这个流浪的侄子一份差事。

这是莱昂十二·罗阿依萨的典型决定。在这个没有灵魂的商人的躯壳里，藏着一份本性的疯狂，可以让瓜希拉沙漠涌出一眼甘泉，也可以用他那令人撕心裂肺的《在那幽暗的坟墓里》的歌声，让一场高举大十字架的葬礼被泪水淹没。他一头鬈发，嘴唇像农牧神那样肥厚，只差一把里拉琴和一顶桂冠，就和基督教传说中的纵火者尼禄一模一样了。除了管理他那些老得掉渣的破船——它们还能漂在水面完全是因为命运之神的疏忽——以及航运中日益繁杂的问题以外，他空余的时间全都花在了丰富他的抒情曲目上。没有什么比在葬礼上唱歌更让他喜欢的了。他有一副划船苦役犯的嗓子，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却能驾驭令人惊讶的音域。有人告诉他，恩里科·卡鲁索仅靠声音就能把花瓶震成碎片，于是他花了几年时间试图模仿他，甚至想震碎窗玻璃。朋友们把旅行时能找到的最薄的花瓶带给他，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次聚会，好让他达成梦想。他却从没有成功过。然而，他那雷鸣般的歌声中自是闪烁着一丝柔情，让听众的心都碎了，丝毫不亚于伟大的卡鲁索震碎细颈瓶。正因为这一点，他在葬礼上总是备受尊敬。除了有一次，他灵光一现想要唱《在光荣中醒来》，一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美丽而忧伤的挽歌，结果被神甫勒令制止，因为神甫不能允许马丁·路德涉足他的教堂。

就这样，伴随着一首首歌剧曲目和那不勒斯小夜曲，他靠着自己的创造天赋和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让他在河运事业最辉煌的时期成了这一领域的显赫人物。像两位已故的兄长一样，他也是白手起家。兄弟三人尽管背负着私生子的烙印，而且始终也没被家族承认过，但却都达到了设定的目标。他们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柜台贵族”中的佼佼者，商业俱乐部就是他们这类人的圣殿。然而，尽管已经拥有了可以过得像那位与他样貌相似的罗马皇帝一样的财富，莱昂十二叔叔却为了工作方便仍旧住在老城，生活十分节俭，房子也万般简陋，因此从未摘掉人们不公平地加在他身上的吝啬恶名。而他唯一的奢侈竟然更为简单：一座距离办公室两里地的海边房子，里面的家具不过就是六只手工做的凳子、一个装水瓮的木架柜，以及露台上的一张吊床，星期日，他可以躺在上面思考。有人说他是富人，可事实上，没有人比他更好地给自己作了定位。

“富人？不，”他说，“我只是个有钱的穷人，这压根儿不是一回事。”

他的这种奇怪脾性——曾有人在某次演讲中称之为大智若愚——让他立刻就洞悉了此前和此后都未有人发现过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身上的某种特性。自从那天一脸忧郁、虚度了二十七年光阴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到他的办公室来申请一份差事，他便用军营里那种足以让最坚强的硬汉折腰的严酷制度来考验他。可最终也没有使侄子胆怯。莱昂十二叔叔从不怀疑，侄子的这种坚韧既非来自生存的需要，也非继承了其父亲粗鲁的冷漠，而是源自一种爱的雄心，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另一个世界中的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将它摧垮。

最艰苦的是最初几年。他被任命为总经理的书记员，这个职务就像是特意为他而设的。洛达里奥·图古特曾是莱昂十二叔叔的音乐老师，正是他建议叔叔给侄子安排一个抄写的工作，因为他是个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学而不知疲倦的人，尽管读的好作品没有坏作品多。莱昂十二叔叔并未理会洛达里奥·图古特对侄子做出的读坏书的评价，因为洛达里奥·图古特也曾说过他是他唱歌唱得最差的学生，可他还不是能让墓碑也落泪。但不管怎样，德国人在某些他最没有留意的地方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论写什么都激情澎湃，以至于公文读上去就像情书。尽管他刻意避免，但出自他笔下的载货清单依然带着韵脚，那些常规商业信函透出的抒情味道更是削弱了它们的权威性。一天，叔叔亲自来到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包他甚至都没有勇气签上自己名字的信件，给了他最后一次拯救灵魂的机会。

“如果你连一封商业信件都写不好，那就去码头扫垃圾吧。”他对他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接受了挑战。他尽了最大努力去学习简单而世俗的商贸文体，就像当初模仿流行诗人一样勤奋地模仿着公证员文件的范本。那个时期，他的空闲时间都是在“代笔人门廊”度过的，帮助大字不识的恋人们书写香飘四溢的情书，以此释放内心积聚的那些在海关报告中毫无用武之地的绵绵情话。六个月过去了，尽管他竭尽全力，却依然没有扭断心中那顽石一般的天鹅脖子[1]。因此，当莱昂十二叔叔第二次训斥他时，他认输了，只是仍旧带着几分倨傲。

[1]此处暗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其代表作家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因偏爱运用唯美的天鹅形象，被称为“天鹅诗人”。

“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爱。”他说。

“糟糕的是，”叔叔对他说，“没有河运就没有爱。”

叔叔把威胁付诸行动，派他去码头清扫垃圾，但同时向他保证，如果干得好，就会一步一步把他提升上去，直到他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有任何一种工作能击败他，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屈辱；少得可怜的工资没有让他垂头丧气；面对上司的傲慢无礼，他也不曾有片刻失去骨子里那无畏的勇气。但他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所有挡在他路上的人都尝到了苦果，在那副无助的外表之下，有着势不可挡的决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正如莱昂十二叔叔所预见和期望的那样，在三十年的勤奋与各种考验的磨炼中，他做过所有职务，也洞悉了公司运作的每一项秘密。他以令人钦佩的能力胜任了每一个岗位，研究了那些与诗歌相通的神秘经络中的每一条丝线，但终究还是没能得到那枚他梦寐以求的勋章——写一封说得过去的商业信函，哪怕只有一封。在无意之中，甚至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生活证实了父亲的理论。父亲甚至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在说，没有人会比诗人具有更敏锐的判断力，没有哪个石匠会比诗人更顽固，也没有哪个经理会比诗人更精明、更危险。至少，莱昂十二叔叔是这样告诉他的。叔叔在心情闲适的时候，会和他讲起他的父亲，给他的印象是与其说父亲是个企业家，毋宁说他是个梦想家。

叔叔告诉他，皮奥第五·罗阿依萨给办公室增添了工作以外的愉快用途。他总是在星斯日离家到此休闲，借口要接船或者派船。更有甚者，他还叫人在仓库的院子里架起一只废弃的锅炉，上面安有汽笛，有人会按照航行信号鸣笛，以防他的妻子生疑。莱昂十二叔叔细想了一番，就肯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在一个闷热的星期日下午，在某间门都没关严的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怀上的，而当时，他父亲的妻子正在家里听着一艘永远也不会起航的轮船发出一声声告别的汽笛声。当她发现此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甚至都来不及让丈夫为自己的卑鄙行为付出代价，因为他已经死了。她比他多活了许多年，没有孩子的痛苦毁掉了她的生活，她在祷告中祈求上帝永远诅咒那个私生子。

父亲的这个形象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困惑不已。母亲曾把父亲说成一个缺乏商业天赋的了不起的男人，他最终从事了河运生意是因为他的大哥与航运先驱、德国海军准将胡安·B·埃尔勃斯关系亲密。兄弟三人是一母同胞的私生子，这位母亲是个厨娘，和不同的男人生下他们。他们用了母亲的姓氏，而姓氏之前的名字则是她从瞻礼单上教皇们的名字中随便挑选的，只有莱昂十二用了他出生时在位的那位教皇的名字。他们的外公叫弗洛伦蒂诺，于是，这个名字跳过教皇一代，落到了特兰西多·阿里萨儿子的头上。

弗洛伦蒂诺一直保留着父亲写情诗的一个本子，其中有几首的灵感来自特兰西多·阿里萨，而每一页上都画有破碎的心作为装饰。有两件事让他惊奇。其一是父亲那独特的字体竟与他的一模一样，而他其实是从一本教科书上的众多字体中挑出最喜欢的一种学的。其二是他找到了一句格言，他本以为那是自己的心声，可父亲在他出生前很久便写下了它：死亡让我感到的唯一痛苦，便是不能为爱而死。

他还看见了父亲仅有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圣菲照的，很年轻，就像他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父亲的那个年纪，照片中的他穿着一件大衣，仿佛钻进了一只熊的身体，倚在一座只剩下绑腿的雕像底座上，身边站的少年是莱昂十二叔叔，头上戴着一顶船长小帽。另一张照片上，父亲和一队士兵在一起，不知是那么多战争中的哪一场，他手里拿着最长的一杆猎枪，小胡子散发出的火药味都飘到照片外面来了。和两个兄弟一样，他是自由党，也是共济会成员，可他却希望儿子能进神学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觉得自己如人们说的那样和父亲很像，但据莱昂十二叔叔说，皮奥第五也曾被人指摘文件写得具有抒情色彩。不管怎样，他不像照片中的父亲，也不像自己记忆中的父亲，不像母亲因爱而描绘得走了样的父亲，更不像莱昂十二叔叔以其残酷的幽默描绘出的那个褪了色的父亲。然而，多年以后的某一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对镜梳头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就是在那时，他明白了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开始变老，是源于他发现自己开始长得像父亲了。

他脑海中没有父亲出现在窗户街的记忆，只隐约知道有段时间他住在那里，就在与特兰西多·阿里萨相爱之初，但自己出生之后，父亲就再没来看过她。在很多年里，洗礼登记是证明我们身份的唯一有效途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洗礼是在圣托利维奥教区登记的，只写着他是一个名叫特兰西多·阿里萨的独身私生女的私生子。登记上没有出现父亲的名字，但父亲秘密地供养儿子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这种社会地位使神学院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关上了大门，但也让他在我们连年战争最为血腥的那个时期逃过了兵役，因为他是一个未婚女人的独生子。

每个星期五放学后，他都坐在加勒比河运公司的对面，看一本翻了无数遍、已经散架的动物画册。父亲一眼也不瞧他就走进了办公室，脸上的神情和祭台上的福音圣胡安[2]一模一样，身上穿着一件呢子长礼服，就是后来被特兰西多·阿里萨改了给他的那件。好几个小时后，父亲走出来，趁着连车夫都没有看到的时候，把一周的生活费递给他。两人都不说话，因为父亲不愿说，也因为他惧怕父亲。有一天，他等了比平常更久的时间后，父亲把钱交给他，说：

“拿着，以后不要再来了。”

[2]圣胡安，即圣若望，传说是《若望福音》的作者，又译圣约翰。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但后来他知道，钱由比父亲小十来岁的莱昂十二叔叔继续带给特兰西多·阿里萨。而在皮奥第五死于一次治疗不善的肠绞痛后，也是叔叔担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父亲只字未留，也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他这个唯一儿子的安排：一个被丢在街上的儿子。

在加勒比河运公司当书记员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悲剧就在于他无法摆脱抒情体，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思念费尔明娜·达萨，也永远都学不会在写作时不去想她。后来，他被调到别的岗位，内心的爱依然满溢，他不知如何是好，便把爱送给那些大字不识的恋人们，在“代笔人门廊”为他们免费写情书。下班之后，他就到那里去，从容地脱掉长礼服，挂在椅背上，然后戴上半截套袖，以免弄脏衬衫袖子，再解开背心扣，以便更好地思考。有时，他一直在那里待到夜深，用一封封令人疯狂的情书鼓舞着那些无助的人。有时，他会遇到一位跟孩子之间出了问题的可怜女人，或是一位坚持申领养老金的退伍老兵，又或是某个被偷了东西想向政府申诉的人，可无论他多么尽心竭力，也还是无法让他们满意，因为他唯一能令人信服的就只有情书。他甚至无需向新来的顾客提问，只消看一眼他们翻起的眼白，便清楚他们的处境。他为他们写下一页又一页的情信以倾诉胆大妄为的爱情，依循着十分可靠的模式——写信时一直想着费尔明娜·达萨，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她。第一个月后，他不得不建立起预约制度，以免自己被焦虑的恋人们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