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弱点是如此明显，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及时发现了它对自己家庭的和睦具有何等威胁，所以每当他隐约看见它时，就赶紧对妻子说：“别担心，亲爱的，都是我的错。”没有什么比妻子突如其来的果敢决定更让他害怕了，而且他确信，这种决定的根源往往是某种负罪感。然而，拒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带来的彷徨，绝非几句安慰就可以解决。有好几个月，费尔明娜·达萨总是在早晨打开阳台的窗子，思念着那个在空荡荡的小花园里窥视她的孤独幽灵。她望着那棵属于他的树，望着那条最不起眼的长凳，他曾坐在那里，一边想她一边读书，为她备受煎熬。接着，她又不得不关上窗，感叹道：“可怜的人。”直到后来，想要弥补过去已为时过晚，她甚至还为他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坚韧而失望痛苦过，并且不时地感到某种迟来的渴望，盼能收到一封永远不曾到达的来信。但当她不得不正视自己嫁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决定时，她在一场更大的危机中被击垮了，因为她发现自己在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就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后，也同样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更喜欢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事实上，她喜欢后者的程度不比喜欢前者多，而了解则更少，他的信不像前者那样炽热，也没有做出过那么多能证明其决心的感人举动。事实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追求从来不是用爱的语言表达的，而且奇怪的是——至少可以说是奇怪——像他那样一个天主教的卫士，向她提供的竟然仅限于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爱情。这些疑虑增加了她的彷徨，因为她也并不坚信爱情当真就是她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不管怎样，她反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和洛伦索·达萨一心想为女儿选择的理想男人太像了，都不仅仅是酷似——简直如出一辙。不可能不把他看作父亲密谋的同伙，即使事实上他并不是。自从看见他第二次不请自来为她看病，费尔明娜·达萨就认定了他与父亲相勾结。和表姐伊尔德布兰达谈过之后她更加迷茫了。表姐由于自己也是爱情的受害者，于是更倾向于认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甚至忘记了洛伦索·达萨让她来是为了给乌尔比诺医生说好话的。只有上帝知道费尔明娜·达萨做出了多大努力，才没有在表姐去电报室找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时陪她一起去。她的确想再见他一面，与他当面对质以消除疑问，和他单独聊一聊，深入地了解他，以确认她冲动的决定不会将自己推向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即在和父亲单打独斗的战争中俯首投降。但她最终还是投降了，在她人生的千钧一发之际，丝毫没有考虑那位追求者的男性魅力、他传说中的财富、他的年轻有为，以及他那许多实实在在的美德中的任何一项，而只是因为害怕失去稍纵即逝的机会，在发现二十一岁已迫在眉睫时慌了手脚。二十一岁在她心里是向命运屈服的秘密界限。这个关键时刻足以让她按照上帝和凡人的戒律做出并承担自己的决定：至死不渝。于是，一切的疑虑都烟消云散，她毫无内疚地做出了理智指示她做的最体面的事：用一块没有泪水的海绵将有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记忆彻底抹掉，让他在她记忆中所占据的那块空间里长出一片罂粟花。她唯一允许自己做的是和往日一样的一声深深叹息，最后一声：“可怜的人！”

然而，最可怕的疑虑是从新婚旅行刚一回来开始的。他们才刚打开箱子，拆开家具包装，掏空她为胜任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女主人和夫人角色而带回来的那十一只盒子，她就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错误的人家，这让她险些晕死过去，而比这更糟的，是还和一个没法指望的男人关在一起。她用了六年才逃脱出来。那是她一生中最糟糕的六年，婆婆布兰卡夫人的刻薄和小姑子们的愚昧陈腐让她绝望，而如果说她的小姑子们竟没有活活腐烂在修道院的囚室里，那是因为她们已经把囚室带入自己的内心了。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甘愿屈从于家族礼教，对她的恳求置若罔闻，他相信上帝的智慧和妻子无限的适应能力定会将事情协调妥当。母亲的消沉让他痛心，曾几何时，她对生活的喜悦能给最缺乏信念的人注入希望。的确如此：这个美丽、智慧、敏锐得超凡脱俗的女人，在将近四十年中都是她那个社交天堂里的灵魂和主体，然而，守寡的痛苦让她自己都无法相信她还是原来的那个她，她变得懈怠，刻薄，与所有人为敌。对于这种蜕变，唯一可能的解释——就像她常说的那样——便是她怨恨丈夫明知故犯地为一群黑人牺牲了性命，而唯一正确的牺牲应该是为了她活下去。不管怎样，费尔明娜·达萨幸福的婚姻生活仅限于新婚旅行的那段日子，而那个唯一能帮她免于最终沉沦的人，却在母亲的淫威面前吓得浑身瘫软。是他，费尔明娜·达萨把这个套住她的死亡圈套全部归咎于他，而非那几个愚蠢的小姑子和那位半疯的婆婆。但已经太晚了，她到此时才怀疑，在职业权威和世俗的迷人外表下，她嫁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个无药可救的懦夫：一个靠姓氏带来的社会地位而耀武扬威的可怜虫。

她在新出世的儿子身上找到了寄托。当他从她的身体里滑出去时，她感到一种摆脱了某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轻松。而当接生婆把活生生、浑身沾满油脂和血污、脐带还缠在脖子上的婴儿抱给她看时，她发现自己对这个从她腹中出来的小牛犊竟然没有一丁点儿感情，这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然而，在孤独的侯爵府邸，她学会了认识他，母子俩相互熟识了，她欣喜万分地发现人们爱孩子并非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养育中产生的情意。最终，在这个给她带来不幸的家里，除了儿子以外，她无法忍受任何事、任何人。内心的孤独，坟墓般的花园，以及整日在那一间间没有窗子的巨大房间里消磨时间，这一切都让她窒息。在没有尽头的夜晚，她觉得自己就要被隔壁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叫声击垮了。每天都要摆好宴会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制的餐具和仿佛在葬礼上用的那种大烛台，就为了让五个幽灵般的人用上一杯牛奶咖啡加奶酪饼当作晚餐，这种习惯让她感到羞耻。她诅咒每日下午的玫瑰经祷告，诅咒餐桌上的矫揉造作，诅咒众人对她无休止的批评：批评她拿刀叉的方式，批评她像街边女人一样卖弄风情地大步走路，批评她穿得像马戏团里的人，甚至还批评她像乡巴佬一样粗鲁地对待丈夫，以及给孩子喂奶时没有用披肩遮住胸口。当她第一次按照英国最新的时髦做法，邀人下午五点来家里喝茶，款以皇家饼干和花香蜜饯时，布兰卡夫人就出来反对在她的家里喝那些发汗时当药用的饮品，认为应该喝巧克力，配烤奶酪和木薯面包圈。甚至连她做的梦也逃不过她的指责。一天早上，费尔明娜·达萨说自己梦见一个陌生男人赤身裸体地在侯爵府邸的大厅里走来走去，还一把一把地撒灰。

“正派女人不会做这种梦。”

除了寄人篱下的感觉，还有两件更不幸的事。一是每天的食谱里都有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布兰卡夫人为了尊重死去的丈夫不肯改变这一习惯，而费尔明娜·达萨则拒绝吃。从小时候起，在还没有尝过之前，她就讨厌茄子，因为她总觉得它的颜色像毒药。只不过这一次，不管怎样，她不得不承认生活中的某些东西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变了，五岁时，她曾在餐桌上说过同样的话，而父亲则强迫她吃下了为六个人准备的整整一锅茄子。当时她相信自己就要死了，先是因为她把已经变成碎末的茄子稀里哗啦地吐了出来，接着又因为大家为了医治她而强迫她灌下一碗蓖麻油。这两样东西，不仅因其味道，更因她对毒药的恐惧，在她记忆中被混作同一种类似泻药的东西。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邸令人作呕的午餐中，她不得不移开自己的视线，以免回想起蓖麻油造成的那种令人全身发凉的恶心。

另一件不幸的事是竖琴。一天，布兰卡夫人说：“我不相信一个不会弹钢琴的女人会是一个体面的女人。”这很显然是有的放矢。但这次连她的儿子都表示反对，因为他最好的那段童年岁月就是在苦役般的钢琴课上度过的，尽管成年后他对此心存感激，但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妻子也遭受同样的刑罚，她才二十五岁，而且又个性十足。但他从母亲那里唯一争取到的，不过就是把钢琴换成了竖琴，并且用的是一个极为天真的理由，即竖琴是天使的乐器。于是，他们从维也纳弄来一把精美无比的竖琴，看上去就像金子做的，声音也像。它后来成为了城市博物馆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直到这座博物馆连同里面的一切被一场大火吞没。费尔明娜·达萨屈从于这项奢侈的刑罚，尽力用最后的牺牲避免与婆婆冲突。她先是师从一位特意从蒙波斯城请来的顶级大师，可十五天后他竟突然去世了。之后，她又跟着神学院最好的乐师学了好几年，这位老师掘墓人般的气质让她的和弦都走了音。

她对自己的顺从感到惊讶。虽然内心深处，以及在和丈夫以前用来相爱如今却用来无声地争吵的时间里，她始终都不曾承认这一点，即她已陷入这个新世界里常规与偏见的乱麻之中，比她自己想象的要快得多。起初，她常爱用一句话来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自由：“让扇子见鬼去吧，现在已经是微风的季节了。”但后来，她开始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特权，开始惧怕丢脸和别人的嘲弄，于是表现出准备承受一切的样子，甚至包括屈辱。但她心中抱着一个希望，那就是上帝最终能怜悯布兰卡夫人，应答她在祈祷中孜孜不倦地恳求上帝赐她一死的要求。

乌尔比诺医生找了些宏大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懦弱辩解，甚至都不自问一下它们是否有悖他的信仰。他不承认自己和妻子的矛盾源于家中压抑的气氛，而是认为那源于婚姻本身的性质：一项荒谬的、只能靠上帝的无限仁慈才得以存在的发明。两个几乎完全互不了解的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性格不同，文化不同，甚至性别都不相同，却突然间不得不承诺生活在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分享彼此也许注定有所分歧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是完全违背科学的。他说：“婚姻的问题在于，它终结于每晚做爱之后，却在第二天早餐之前又必须重新建立起来。”而他们之间的婚姻则更糟，他说，因为两人来自两个敌对的阶层，却又生活在这样一座依旧梦想着回到总督时代的城市。唯一像水泥一样把他们黏合在一起的，却是爱情这种既不可能、又反复无常的东西——如果它果真存在的话。但对他们来说，两人结婚时是没有爱情的，而就在他们差一点要把它创造出来时，命运所做的却只是让他们面对现实。

这就是竖琴时期他们的生活状态。那些令人愉快的偶然片段已成了往事：曾经，虽然他们之间争吵不断，虽然她每天都要吃毒茄子，虽然他的妹妹们疯疯癫癫，虽然他的母亲依然如故，但如果她在他洗澡时走进浴室，他仍有足够的爱来邀请她为他擦香皂。而她会怀着欧洲之旅剩余的爱的碎屑顺从地为他效劳。接着，两人会忘掉种种不快，不由自主地心软，无声地渴求起对方来，最终在地上爱得死去活来，浑身沾满芳香的泡沫，耳朵里却听着女仆在洗衣房里议论：“他们没有再生孩子，是因为他们不再做那事了。”有时，他们从疯狂的节日庆典回到家，在门后伺机而动的怀旧之情也会一下子将他们扑倒在地，于是就会有一次美妙的爆发，一切又回到往昔，五分钟后，他们就又像蜜月中连门襟都无暇扣上的恋人们一样了。

但除了这些极少数的情况，一般到了睡觉的时候，他们中总有一个比另一个更为疲倦。她在浴室里耗时间，用香纸卷起一支支烟，独自抽着，又像年轻时独自在家那样，重新陷入自我慰藉的爱中，又成了自己身体的唯一主人。她总是头痛，要么就抱怨天气太热；总是装睡，要么就是又来了月经，月经，永远是月经。以至于乌尔比诺医生为了发泄一下难言的苦衷，竟然在课堂上说，结婚十年后，女人一星期甚至能来三次月经。

祸不单行，费尔明娜·达萨不得不在她最糟糕的岁月里面对自己怎么也躲不掉、迟早都要来的事：她父亲那些无人知晓、神话般的生意背后的真相。省长在办公室召见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他岳父无法无天的行径一股脑儿全告诉了他，最后一言以蔽之：“凡天上人间的法律，没有什么是这个家伙不曾冒犯过的。”其中有几件最严重的纠纷，是他依仗着女婿的权势做的，让人很难相信这位女婿和他的妻子能够独善其身。鉴于目标其实是保住自己的名誉，因为也就剩他的名声还站得住脚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动用了所有的权力，最终用他的担保掩盖了丑闻。就这样，洛伦索·达萨坐着最早的一班船离开了这个国家，并将永远不再回来。他回到他的故土去了，表现得就像以往为了慰藉思乡之情而不时地进行一次短期旅行一样，但这也不完全是自欺欺人：从很早以前开始，他便常常登上祖国的轮船，仅仅是为了喝一杯水箱里装着的来自故乡的泉水。他走了，没有俯首认错，而是坚称自己无辜，并试图让女婿相信自己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他走了，为他的姑娘而痛哭流涕——自从费尔明娜·达萨嫁人后，他一直这么叫她——还为他的外孙而哭，为这片土地而哭，在这里，他变得富有、自由，并靠着不清不白的生意，成功地把他的姑娘变成了高雅的夫人。他走了，苍老且带着一身病痛，但他之后还活了很久，远比那些因他而遭殃的人希望的要长久得多。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费尔明娜·达萨不禁舒了一口气。为了避免他人问起，她没有为他戴孝，但接下来好几个月，每当她把自己关在浴室中抽烟时，便会带着一股无名火哭泣起来，她是在为父亲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