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四点，丧钟敲响的时候，他们刚刚做完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竭力压制内心的惊慌。在他年轻的时候，丧钟仪式是包含在葬礼的价格中的，只有那些一贫如洗的人才会负担不起。但在最近的一次战争之后，保守党政府在世纪之交巩固了殖民时期的习俗，葬礼变得极其昂贵，只有最富有的人才付得起费用。大主教但丁·德鲁纳死的时候，全省的钟没有停歇地敲了整整九天九夜，公众惊恐万分，以至于他的继任者把丧钟仪式从葬礼中单列出来，只有最显赫的死者才有权享受。所以，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圣神降临节的下午四点听见大教堂响起丧钟时，他仿佛觉得早已逝去的青年时期的幽灵又来拜访他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竟是自从在大弥撒的出口处看见怀有六个月身孕的费尔明娜·达萨的那个星期日起，多年以来他一直满心期待的丧钟。

“见鬼！”他在昏暗中说道，“肯定是哪条大鱼，才会让大教堂敲起丧钟来。”

全身赤裸的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刚刚醒来。

“应该是因为圣神降临吧。”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教堂的事务丝毫也不在行，自从跟一个教他拉小提琴的德国人一起在唱诗班拉过一段时间琴之后，他便再也没去望过弥撒。那个德国人还教给他发电报的学问，但关于他的去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得到过任何确切的消息。不过，他确信无疑，这钟声不是为圣神降临而敲响的。他知道，城中确实有一场葬礼。那天早上，一个加勒比流亡者委员会的代表到他家，通知他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清晨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去世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虽然与他交情不深，却跟其他很多加勒比流亡者是朋友，常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公共活动，尤其是葬礼。但他敢肯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而敲的，他是个不信教的军人，还是个顽固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何况，他是自杀的。

“不！”他说，“这样的丧钟只可能是为省长以上的人物敲的。”

阳光从没有关严的百叶窗里照进来，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苍白的身体上映出一道道虎皮似的斑纹。她还远没有到能够想到死亡的年龄。午饭后，他们做了爱，此时正处在午睡后似醒非醒的昏沉中，两人赤裸着身体，躺在叶式吊扇下，吊扇的嗡嗡声并不足以掩盖那一只只在晒得滚烫的锌皮屋顶上走动的兀鹫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爱她，就像爱其他偶然出现在他漫长生命中的女人，但对她的爱却带有更多的辛酸，因为他确信，等她从高等学校毕业，他早已衰老而死。

这个房间更像船上的一个舱室，墙壁上嵌的木板条也给人轮船的感觉，一层层地刷过很多次漆。尽管床上方挂着吊扇，但下午四点时，由于金属屋顶的反射，这里比河道上的船舱要热得多。与其说这是间正式的卧室，不如说是间陆地舱室，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命人在他的CFC办公室后面建的，没有别的目的和借口，不过就是为了给他的暮年爱情提供一个不错的巢穴。平日里，码头工人吵吵闹闹，河道港口的吊车震耳欲聋，轮船的汽笛声也响彻云霄，在这里很难睡得着觉。但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来说，这里是星期日的天堂。

圣神降临节那天，他们本想一起待到她必须回寄宿学校的时候，也就是《三钟经》祈祷前的五分钟，但丧钟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突然想起他许诺过去参加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葬礼，于是他比平时更快地穿好衣服。而在此之前，他像往常一样，先给女孩编好做爱前他亲手散开的辫子，然后把她抱到桌上，为她系上校鞋的鞋带，她自己总是系不好。他毫无邪念地帮她，而她也配合他完成这些事，就好像是一种义务：从最早的幽会起，两人便都失去了对年龄的意识，互相信任，就像一对一生中互相隐瞒了太多事情，以至于彼此间已无话可说的夫妻。

因为是假日，办公室的门都关着，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的码头上只停着一艘锅炉已经熄灭的船。天气闷热，预示着今年的又一场雨就要降临，然而，此刻空气纯净，加之星期日的港口格外宁静，这一切又似乎使人觉得这是个温和的月份。比起昏暗的舱室，这外部的世界更加酷热难耐，丧钟也更让人悲伤，虽然还是不知它为谁而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女孩走下台阶，来到遍地硝石的院中，这里原是西班牙人贩卖黑奴的港口，至今仍留有磅秤的残件，以及现已生锈的曾在奴隶交易中使用的各种铁器。汽车正在仓库的阴凉处候着，他们在座位上坐好之后，才把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的司机叫醒。车从鸡笼式铁丝网围着的仓库后面绕了一圈，然后穿过灵魂湾老市场的空地。那里有几个几乎全裸的成年人在玩球。在一阵飞扬的灼热尘土中，汽车驶出了内河港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肯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而敲，但这一直响个不停的钟声让他心中疑惑。他把手搭在司机肩上，在他耳边大声问丧钟是为谁敲的。

“是那个医生，留山羊胡子的那个。”司机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用想就明白司机说的是谁。可当司机告诉他医生是怎么死的，他瞬间涌起的希望就又破灭了，因为他觉得那不像是真的。通常，一个人的死法最能彰显其为人，可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死法与他想象中的那个人更不相称了。尽管看起来荒唐，但那的确就是他：本城最高寿、医术也最高明的医生，此外，还由于其他诸多功绩，位列本城最杰出的人士之一。他八十一岁，试图去捉一只鹦鹉，结果从芒果树杈上摔下来，跌断脊椎而亡。

从费尔明娜·达萨结婚时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基于同一个希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听到这个消息。然而，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他却并不像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预见的那样，因胜利的激动而颤抖万分，相反，他颤抖是因为被一种恐惧感所包围：他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清醒意识到，如果他死了，丧钟也会这样为他而敲。

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坐在他旁边的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被他苍白的脸色吓坏了，问他出了什么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用自己冰冷的手握住了她的手。

“唉，我的孩子，”他叹了口气，“我得再活五十年才能把这一切讲给你听。”

他忘记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葬礼。他把女孩放在了寄宿学校的大门口，匆忙向她允诺说下星期六再来接她。接着，他便命令司机送他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家里去。他在附近的街道上看到蜂拥而至的汽车和出租马车，房前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宾客们在庆祝宴会的高潮时忽闻噩耗，乱哄哄地赶了过来。家里被挤得水泄不通，挪动一下都不容易，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愣是挤出了一条道来，走到主卧室门前。他踮起脚尖，从堵在门口的一群人的头顶望去，只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躺在双人床上，正在蹚过屈辱的死亡之潭，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第一次听说他起，就希望看到的样子。木匠刚刚为棺材量过尺寸。在他身旁，费尔明娜·达萨还穿着为参加午宴而换上的如同新婚老妇似的衣服，若有所思，神色黯然。

自从青年时代就完全献身于这项胆大妄为的爱情事业以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连这一刻最微小的细节都预想到了。为了她，他不太计较手段地得到了名誉和财富，为了她，他细心保护着自己的健康和外表，其严谨程度会让同时代的其他男人觉得缺乏男子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了什么人或事物像他这样等待：片刻也不曾气馁。终于证实了乌尔比诺医生的死，这为他注入了足够的勇气，在费尔明娜·达萨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便向她重申了他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他心里并不否认，那是个轻率的举动，丝毫没有顾及时间和方式，但他如此匆忙是因为害怕机会失去就永不再来。他真心希望能以一种不这么莽撞的方式，而且他也的确曾设想过很多种可能，但命运不容他有别的选择。他从那个服丧的家里走出来，内心痛苦万分，因为他把她留在了和自己一样的激动状态之中。但同时他又无能为力，无法阻止事情发生，因为他感觉到，这个残酷的夜晚是从一开始就铭刻在两人命运之中的。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他不断绝望地问自己，没有他在身边的费尔明娜·达萨会在哪里，在想些什么，他把这样一个沉重的负担交到她手中，在余下的岁月里她会怎么做。他遭受了便秘的折磨，肚子胀得像一面鼓，不得不求助于缓和剂，这可并不比灌肠剂舒服。和新的疾病相比，他更能忍受这些老毛病，因为从年轻时起他就了解它们了。可此时，所有的老毛病却一齐向他袭来。休息一周之后，星期三他出现在办公室里。莱昂娜·卡西亚尼看到他竟苍白和邋遢到如此地步，不禁大惊失色。但他让她平静下来：不过是像平时一样，又失眠了。他再一次咬紧牙关，才没有让真相从他伤痕累累的心中滑落出来。大雨天，没有一丝阳光好让他静心思考。他在恍惚中又度过了一个星期，干什么都无法集中精神，吃不好，睡得更糟，一心寻找能给他指明获救之路的标记。但从星期五开始，一种平和的心境无缘无故地征服了他，他把这理解为一个征兆，预示着不再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了，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而且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一切都已走到尽头。然而星期一，他回到窗户街的家中，竟发现有一封信漂在门厅的积水里。他立即认出了湿漉漉的信封上那高傲不屈的字体，生活中的无数波澜并没能改变它。他甚至相信自己闻到了凋谢的栀子花的夜间芬芳，因为在惊喜的第一瞬间，他的心就把一切告诉了他：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刻也无法平静地等待的，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