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跟着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冒了一次风险。结果，虽然没有人邀请他在金色的贵宾签名簿上签名，他却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午餐很简短，只有他们两人，在低沉的小调气氛中进行。第一杯波尔多开胃酒下肚，从前一天下午起便一直烦扰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愁云一下子消散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想和他谈一谈自己的母亲。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从他的话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她跟儿子说起过他，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她竟然为他撒了谎。她告诉儿子，他们从小就是朋友，自从她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来到此地，他们就一起玩耍，是他教会她识字读书，因此，她对他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她还告诉儿子，每当她放学回家，都会先去特兰西多·阿里萨的杂货铺里和她一起做好几个小时的精美刺绣，因为她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后来，她没有再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经常见面，并非出于她的意愿，而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

在没有深入谈到自己的意图之前，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先信口开河地谈论了一番对老年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老人阻碍，世界会发展得更快。他说：“人类，就如同远征的军队一样，是以队伍中步伐最慢者的速度前进的。”他预见将会有一个更人道，从而也更文明的未来，那时，人到了不能自我料理的年龄，都将被隔离到边远城市，以避免老年的耻辱、痛苦和可怕的孤独。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界限应该是六十岁。但在社会达到那样一个仁慈的高度之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养老院。在那里，老人们可以互相安慰，分享自己的好恶、怪癖和痛苦，并逃开与下几代人不可避免的分歧。他说：“老人在老人们中间，就显得没那么老了。”因而，他很想感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他母亲孤独的寡妇生活中，很好地陪伴了她，并恳求他为了他们两人好，也为了让所有人都舒心，继续这样做下去，另外，他还请他对母亲上了年纪后的坏脾气抱有耐心。这次会面的结果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如释重负。“请您放心，”他说，“我比她大四岁，而且不只现在如此，从很久以前，在您出生很久以前就是如此了。”接着，他忍不住用隐晦的讥讽一吐为快。

“在未来的社会里，”他总结道，“您这会儿就得去墓地为我和您母亲的午餐送上一束火鹤了。”

直到这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才意识到自己的预言是不恰当的。他匆忙钻进解释的峡道，结果又把自己绕了进去。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帮他走了出来。他容光焕发，因为他清楚自己迟早要和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有这样一次会面，以便履行一项不可避免的社会手续：向他的母亲正式求婚。这顿午餐很是振奋人心，不仅由于它的初衷，更是因为它向他表明，他那势在必行的求婚将会被愉快而顺畅地接受。事实上，要是他现在已经征得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同意，那么没有比此刻更合适的机会了。甚至可以说，在这次历史性的午餐谈话之后，形式上的求得允许已显得多余了。

还年轻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上下楼梯就特别小心，因为他知道老年常常是在一次无关紧要的摔倒之后开始的，而死神则跟随着第二次跌倒到来。在所有楼梯里，他觉得办公室的楼梯最危险，因为它又陡又窄。而且，早在他还不太费力就能不拖着双脚上楼之前很久，他便在每次上楼时双眼紧盯台阶，双手紧扶栏杆。大家曾多次建议他换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楼梯，但他总是推说下个月再做决定，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向衰老让步的表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上楼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并非像他匆忙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越来越吃力，而是因为越来越小心。然而，在跟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共进午餐后回来的那天下午，由于喝了一杯波尔多开胃酒和半杯佐餐红葡萄酒，尤其是又进行了那么鼓舞人心的对话，他试图以年轻人的舞步一下跃上第三级台阶，结果扭伤了左脚脚踝，仰面朝天地跌下来，没有摔死已属奇迹。在摔倒的那一瞬，他头脑十分清醒地想，他不会跌一跤就死掉，因为在生活的逻辑中，两个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深爱着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不可能前后只隔一年就以同样的方式死掉。他是对的。他从脚一直到小腿都被打上了石膏，并被迫卧床静养，但人却比摔倒之前还要精神。当医生命令他六十天不许走动时，他无法相信自己竟会如此不幸。

“请别这样对我，医生。”他哀求道，“我的两个月就如同您的十年啊。”

他好几次试图用双手抬着那条雕塑般的腿站起来，但每一次，现实都打败了他。当他终于拖着那只仍旧疼痛的脚踝、挺着裸露鲜肉的脊背重新开始行走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命运用一次天意的跌倒嘉奖了他的坚贞。

最糟糕的一天是跌倒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疼痛已经减弱，医生所下的诊断也令人鼓舞，但他拒绝接受第二天下午不能去看望费尔明娜·达萨的命运，这是四个月以来他第一次无法赴约。然而，无可奈何地睡过午觉之后，他向现实屈服了，给她写了一封表达歉意的信。信是手写的，写在一张散发着香味的纸上，用的是在黑暗中也能阅读的发光墨水。他毫不害羞地戏剧性夸大了这个不幸事件的严重性，企图引起她的同情。两天后，她给他回了信，很有感情，也很和善，但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中规中矩，就像当初热恋的日子里她写的那些信一样。他立即抓住机会，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她第二次回信后，他决定要前进一大步，超越每星期二那打哑谜似的交谈，同时，他以监督公司每日工作进度为借口，在床前装了电话。他请总机接线员接通了那个他从第一次拨过后就牢记于心的三位数号码。那个由于神秘的距离而有些紧张的低沉音色、那个他倾心爱慕的声音接了电话，并听出了打电话的人是谁，但只客套地问候了两三句就和他道别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因她的冷漠伤心欲绝：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阶段。

然而两天后，他收到一封费尔明娜·达萨的信。她在信中恳求他不要再给自己打电话。她的理由非常充分：城中的电话屈指可数，而且是通过同一位接线员转接，她认识所有用户，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奇闻逸事，而且不管用户是否在家，她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他们。她那高效工作的回报，便是她知晓用户之间的全部对话，能窥见他们私人生活中的大小秘密，发现他们那些隐藏得最好的动人故事。有时，她甚至会介入他们的谈话，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平息他们的情绪，这都不足为奇。另一方面，那一年城中创办了一份晚报，叫《正义报》，唯一的宗旨就是抨击拥有长长姓氏的家族，指名道姓，毫无顾忌。那是报纸主人的报复，因为他的子女未被获准进入社交俱乐部。费尔明娜·达萨向来洁身自好，尤其是此时，她比任何时候都更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即使是对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她仍然采用通信这种不合潮流的方式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保持联系。最终，他们来往的信件如此频繁而密切，以至于他忘记了自己的脚伤，忘记了卧床的惩罚，忘记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信之中，整日伏在一张医院里供病人吃饭用的轻便小桌上。

他们又开始以“你”相称了，又像昔日的信中那样交换起对生活的看法来。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一次操之过急：他把她的名字用大头针的针尖刻在一朵山茶花的花瓣上，夹在一封信中寄给了她。两天以后，他收到她退回的花，没有任何评论。费尔明娜·达萨无法不这么做，因为她认为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把戏。尤其是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坚持回忆他在福音花园中阅读伤感诗句的那一个个下午、她上学路上的那一个个藏信地点，以及杏树下那一堂堂刺绣课的时候，她更是如此以为。她怀着内心的痛苦，试图让他回到他应在的位置，用一个夹杂在平常评论中的看似偶然的问题点醒他：“你为什么偏偏要说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呢？”后来，她又责怪他那永不会有结果的固执，责怪他不肯顺从自然让自己老去。在她看来，这就是他常常堕入并迷失在回忆之中的原因。她不明白，一个善于思考并以其思考让她获益良多，帮她减轻了寡妇生活的种种苦楚的男人，为何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时，却用那样一种幼稚的方式陷入到一团乱麻之中。于是，两人的角色颠倒过来。此时，反而是她尽力给予他展望未来的新的勇气，在信中写道：让时间流逝吧，我们会看到它究竟带来了什么。他在一时的茫然间不知该如何破解这句话，要知道，他从来不是一个像她那样的好学生。被迫卧床不动、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意识到时光飞逝，同时又要忍受想见她的疯狂渴望，这一切都在向他证明，他对跌倒的恐惧比他所预见的更加合情合理，也更具有悲剧性。他第一次开始用一种理智的方式思考死亡的现实。

莱昂娜·卡西亚尼每两天来帮他洗一次澡，更换睡衣。她为他灌肠，为他放好尿壶，为他在脊背的溃烂处敷上山金车花药膏，还遵照医生的嘱咐给他按摩，以免缺少活动让他患上其他更严重的疾病。星期六和星期日，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来替换她。这年的十二月，她就能获得教师学位了。他答应她，由河运公司出钱，送她到阿拉巴马州的高等学府去。这样做，部分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但更多的是为了逃避她尚没有找到方式提出的指责以及他欠她的一个解释。他永远也想象不到她在寄宿学校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没有他的周末、没有他的生活中过得多么痛苦，因为他永远也想象不到她有多么爱他。从学校寄来的官方信件中，他得知她由原来一贯的第一名跌至最后一名，在期末考试中还险些没有及格。然而，他逃避了监护人的责任：他试图逃避自己的负罪感，因而没有向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父母报告任何情况，也没有跟她本人谈过此事，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害怕，她会把他和自己学业上的失败牵连在一起。于是，他对一切听之任之。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在开始拖延自己的种种问题，期盼死亡能解决一切。

不仅这两个照顾他的女人，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人也对自己的变化之大感到吃惊。不到十年前，他还在家中的主楼梯后面突袭了一个女仆。她当时穿着衣服站在那儿，而他竟以比菲律宾斗鸡还短暂的时间迅速让她受了孕。他不得不赠给她一幢带家具的房子，才让她发誓说使她失去贞洁的罪魁祸首，是那个每逢星期日才见上一面、连吻都没吻过她、顶多算半个情人的男人。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砍甘蔗的好手，强迫那小伙子跟她结了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简直和过去判若两人。两个在几个月前还令他爱得颤抖的女人，如今在他身上摸来摸去，把他翻过来又掉过去，给他全身上下涂满肥皂，又用埃及棉毛巾为他擦干身体，给他做全身按摩，可他却连一声神魂颠倒的叹息也没有发出。对于他没有了欲望这事，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解释。莱昂娜·卡西亚尼认为这是死亡的前奏。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则把它归为一个隐秘的缘由，但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她尚未琢磨清楚。事实上，只有他知道真相，而这真相只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她们照顾着他，他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她们却遭受着比他更大的痛苦。

仅仅三个星期二，就足以让费尔明娜·达萨察觉到自己有多想念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拜访。她和一直来往的女伴们相处得不错，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离死去丈夫的习惯越来越远，而她们也相处得越来越愉快。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去了一趟巴拿马，为的是治疗用什么办法都无法缓解的耳痛。一个月后她回来了，疼痛大为减轻，但别在耳上的助听器反而使她听到的东西比以前更少了。费尔明娜·达萨是她的朋友中最能忍受她答非所问的一个，这让她很受鼓舞，几乎每一天都随时可能出现在她家里。但费尔明娜·达萨无法用任何人来取代她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度过的那一个个平静的下午。

并不像他坚持相信的那样，回忆并不能拯救未来。恰恰相反，对过去的记忆更加坚定了费尔明娜·达萨的信念，那就是二十岁时的火热躁动是某种高贵而美丽的东西，但绝不是爱情。尽管她率真到有些刻薄的地步，却也不愿亲自向他揭示这一点，无论是写信还是当面。她也没有勇气告诉他，在认识到他笔下的那些思考多么具有抚慰心灵的奇迹作用之后，他信中那些伤感主义的言语听上去有多么虚伪，那些抒情诗似的谎言又会多么贬损他的价值，那样发了疯似的坚持要回到过去更会多么损毁他的事业。不，他往昔的信中没有一行字，她自己那百无聊赖的青春中也没有片刻像此时这样，让她感受到没有他的星期二下午竟会如此漫长、如此孤独、如此不堪忍受，可事实的确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