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这话，我的脸火辣辣的，好像又挨了我爸一掌。我暗暗祈祷，沥川和我爸，最好终身不见。

下车时我在脖子上挂上一个尼康相机——这是沥川拍风景用的。他经常拍照，但从来不拍自己。可今天，我谎称要替他拍金马坊的牌楼，其实心中暗暗打算，要留下一张我与沥川的合影。

我们先去驼峰酒吧喝酒，里面灯红酒绿，沥川要了啤酒，却不许我喝。说我未满二十岁，只能喝果汁。我选了菠萝汁，他又说菠萝汁太甜，不健康。橙汁最好。等我们喝完出来，天已经黑了。回到了牌楼，我抓住一个行人，请他给我们拍合照。

“他又不会拍，”沥川小声说，“不如我来拍，保证质量。”

“你已经给我拍了很多了，我现在要合影。”我强调，“合影。”

“能不能就拍你和这个楼的合影？”他皱眉，“我不喜欢拍照。”

“不行。就要我们的合影。我们——你和我——在一起。”我阴着脸，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好吧。”他无奈地点头。

那行人摆出专业姿势，要我们彼此靠得近些，然后，卡卡卡地闪光，一连拍了五六张。

我说：“劳驾，大哥，拍张远点儿的，我要这个牌楼的全部。”

他拿着相机往后退，退着退着，忽然转身就跑。

沥川的相机价格不菲。那人多半是见财起心，又见沥川行动不便，于是趁机下手。

“站住！”我大叫一声，拔腿就追。

那人在人群间穿梭，很快走入一个窄巷。看来他也不是很熟悉这个路段，每过一个路口都犹豫一下要不要转弯。我一路狂追过去，穿过窄巷，进入一条安静的小街，那人始终在我前面百步左右。我大约跑了有两站路，那人数次回头，以为已经甩下我，却不知我一直如影随行地跟着他，而且越来越近。他转身又进入一道小巷。小巷不断地有出口通向马路，渐渐地，小巷越来越窄，似乎到了尽头，却突然间又出现一条岔道。他犹豫了一下，正要转身，我已经追上了他。他只得站住，手里拿着相机说：“别过来！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信不信我能拧断你的脖子！”

我说：“怎么只有一个人，你身后就有两个警察。”

他的身后是有行人，两个男人，且有很大的脚步声，我大叫一声：“抓小偷！”两个男人便疾步向我奔来，其中一人跑得太急，一脚踏破一个花盆，那小偷忍不住往后一望。

就在这当儿，我想起了以前体育课学散打时一个重要动作，一脚踢向他的裤裆！

他“噢”地一声，跪在地上，疼昏过去。我夺过相机拔腿就逃。这才发现我自己因为刚才一顿长跑，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心脏激烈地跳动着。没跑几步，就到了路口，一辆黑色的汽车骤然而至，停在我面前，车门打开，传来沥川的声音：“上车！”

我跳进去，汽车急驰而去。

“受伤了没有？嗯？”沥川抓着我，急切地问道。

“没有。”

“你怎么把相机抢回来的？”他拿手绢给我擦汗，继续问。

“我踢了他一脚，他昏过去了。”

“不会吧？这么容易？踢一脚就昏了？这是昆明市职业小偷的水平吗？”他说，“这么没用，连个相机都抢不到？”

“哎哎，你帮谁说话呢？”

“我变相夸你是女英雄。”

“这还差不多。”

我们回到金马坊的牌坊——刚才拍照的地方，一起下了车。

沥川看着我，说：“你跑累了吗？跑了多远？有两千米吧？”

“差不多。”我还在喘气。

“能再跑一趟不？”他说，“刚才，就在这儿，有人偷了我的钱包。”

“啊！？什么？！你？丢了钱包？”我大叫，“这是什么破地方呀！？怎么这么多小偷？在哪里丢的？人往哪个方向跑了？他还偷了些什么？”

我看着他，发现他在幽幽地笑。

“沥川，我知道你不在乎丢现金。可是信用卡人家是可以刷到爆的！”

“开你玩笑呢，瞧你急的。”他帮我把跑散的头发摅到耳后，“以后再出现这种事情，你宁肯丢下相机，也不能丢下我。”

“是，是，我错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我得先保护你。”

“这就对了。”他看着我，目光与月光一样宁静。

我抱着相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沥川，里面有我们的合影。我才不让人家偷了呢。”

“如果没有合影呢？”他问。

“这是你的相机，又不是我的，偷就偷了呗。就算值钱，你也不是丢不起，是不是？再说，我的命也很珍贵，对不对？”我振振有辞。

“说你不明白、不会算账吧，你又挺明白，算得挺清。”他叹气，“我只求上帝保佑我，以后千万不要得罪你，不然也会挨你一脚。”

我双手圈住他的腰：“嗯，人家一直都很温柔嘛。就凶了这一回，给你看见了。”

“一直温柔？不会吧？第一次见你，你泼了我一身咖啡。第二次，你当着我的面爬墙。第三次，你袭击校警。我觉得你是一个暴力女，又暴又色，实在很怕人。”

沥川虽时时谦逊说他不懂中文。其实，他的词汇量蛮大的，也蛮实用的，一番话听得我哑口无言。

为了不让他继续说下去，我连忙打断：“沥川，我饿了，想吃米线。”

“你不是刚吃完饺子吗？怎么这么快就饿了？”

“人家担心姨妈给你难受嘛，急得都没胃口吃了。以前我可是挺喜欢吃饺子的。”

“那就去ldw吧。”

“老滇味。”

“ldw。”

老滇味看上去是国营企业的派头，吃饭要先到门边的小柜台买票。

我问沥川：“你来这里吃过？”

“没有。我看过广告。人家说味道很正宗。”

“过桥米线在二楼，楼梯滑，我们不要上去了。”

“上面人少，你先去找位子吧。”他到柜台门口排队。长长的队，大约有十个人。排队的人看见他拄着拐杖，都说，“不用排了，直接去窗口买就得了。”

不知是谁还加了一句：“残疾人优先。”

那些人说的是昆明话，我相信沥川听了个半懂。他摆出一副漠然姿态，一动不动地排在最后。拿了票，我们一起上楼，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来。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米线，还附送一小盅汽锅鸡。我问沥川：“只买了一碗，你不想吃吗？”

“已经在姨妈家吃饱了。”

“要不，你吃点凉菜？”

“太辣。”

其实，一路上和沥川一起走，男的女的都回头看他。看得他很不自在。就算现在他坐了下来，我还是能感到背后有许多打量他的目光。我不顾那汤滚烫，想快点吃完米线。

“别吃这么急，当心烫嘴。咱们今晚也没什么事儿。”他劝道。

本地人都知道，鉴别过桥米线的好坏有三条，一要汤好，二要料新鲜，三要米线滑劲。果然是上好的鸡汤，我一口气喝了大半碗，然后说：“不成，喝不下了。”

“那就放在这儿吧，没人逼你喝完。”

“浪费多不好，我先去趟厕所，回来再喝。”说着，我站起来找厕所。沥川一把拉住我，“别去了，我帮你喝完吧。”

他把巨大的汤碗拖到自己面前，很斯文地用瓷勺一点一点地喝，喝得一干二净。

我看着他笑：“早说就给你留几根米线，现在尽剩汤了。”

“小秋，你去过厦门吗？”他突然说。

“没有。”

“春节一过完我得回厦门，投资方有一个重要的会，非去不可。你和我一起去，好不好？”

“要在厦门待多久？”

“两天。然后你回北京，我去沈阳。沈阳太冷，你别去了。”

“干嘛一定要带上我，又不是你的秘书。”

“我有秘书，是绝代佳人，想不想认识？”他神秘兮兮地笑道。

“骗人！你的秘书是男的！”我想起那一次，是他的男秘向我报告了他住院的消息。

“那是工作助理。我有女秘书，同时兼任我的翻译。”

“你？还需要翻译？”

“真正谈业务的时候我会说很多英文，让我的秘书翻译。一字千金，不能出错。”

“行，反正我也是放假没事干。”

一个星期之后，我跟着沥川飞往厦门。这一星期，他病了三天，发烧感冒，天天在宾馆里躺着。病好之后，他拼命地干活，画完了三张设计图。

沥川带我去看了工地，在海边的一大片空地。

“在这里，要建一个很大的渡假区，碧水金城。投资十几个亿。cgp包揽了所有的建筑设计：外观、室内、园林。”

“嗯，看上去是个好地方，空旷而且开阔。”

“再过三年你来看，这里面满满的，是我设计的大楼和别墅。”

“沥川，我好崇拜你！”

“我也是。”

我愕然：“我只是个学生，事业都没起步，没什么值得你崇拜的！”

“你给过我好多灵感。设计和恋爱一样，都需要有激情。”

海风很冷，他用力地搂着我，我们面朝大海，紧紧偎依。

从工地回来，在宾馆的大厅里，我看见一个高挑的女子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开司米的上衣，深蓝色的羊毛裙，小巧的耳朵，戴一对小巧的珍珠耳环，绝美的侧面。

那女子看见我们，站了起来：“王总。”

她面容细腻姣好，有一种说不出的古典庄重之美。看见她，会令人想起《诗经》或宋词里的句子。

“介绍一下，”沥川说，“这是我的秘书朱碧瑄小姐。这位是谢小秋小姐。”

我们握了手，互相微笑。

朱碧瑄的眉色中隐隐有一丝疑惑。沥川说话的时候，一直牵着我的手。

“有什么事吗？”沥川问。

“有几个文件需要您签字。还有，标书最后的翻译件，需要您过目。”

“英文的你看过就行了。法文和德文的留给我。”

他接过笔，坐下来，飞快地看文件，飞快地签字。

我和朱碧瑄对视而笑，很礼貌。

“朱小姐是英文系的吗？”我问。

“北外英文系。谢小姐呢？也学英文？”

“是啊。师大一年级。”

“你们系的冯介良教授是劳伦斯专家，我写论文时，曾用心研读过他的专著。”

“嗯，他的教学声望非常好。我明年打算选他的课。”

“谢小姐喜欢厦门吗？”

“很喜欢。朱小姐是第一次来厦门吗？”

“不是，因为这个项目，我跟着王总来过好几次。”

我觉得，朱碧瑄说话的样子，自始自终带着一股阅人无数的职业风范。她浅浅地聊，其实很谨慎，不痛不痒，生怕说错一个字。而我，一边说一边用脚磨蹭着地毯，像个被罚站的小学生。

沥川签完了字，站起来说：“迅达集团的晚宴，何总会替我出席。”

“这个……那边的柯总一再说，王总一定要到，他要与你对饮三百杯，不醉无归。”

“就因为这话，我才让何总去，他的酒量大。”想了想，他叹了一声：“算了，上次那顿饭我没去，人家没有介意。这次再不去，会怀疑我的诚意。我还是去吧。几点钟？”

“七点。”

沥川十点钟醉醺醺地回来，进门直奔卫生间，趴在马桶边狂吐。

我担心地看着：“你怎么这么实心眼儿，真跟人家喝三百杯呢！”

他吐了有足足十分钟，这才爬起来去洗澡。走路颠倒，手扶着拐杖都站不稳。

“坐下来，我帮你洗。”我心疼坏了。

“不用，我自己可以。”不知哪来的力气，他把我推出门外，“砰”地一声，关上门。

一会儿，水哗啦啦地响起来。一刻钟的功夫，他洗完了，人也清醒了，穿上睡衣钻进被子里，一个劲儿地叹气：“唉，和这里人做生意可真不容易。为了一个合同，陪烟、陪酒、陪饭，就差牺牲色相了。酒店的包房里明明写着‘无烟区’，里面的人却好像没看见，个个都抽，整间房像是起了大雾一般。怎么可以这样呢！”

“有钱挣还抱怨，想想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我每年都向希望工程捐款。”

他把我拉进被子里：“我每喝一杯心里都在想，快点结束吧，让我早点回来陪小秋吧。”

“不会吧，这么肉麻？”

“我不忍心让你一人孤零零地待在宾馆里。”

“我没有孤零零，”我说，“我吃完晚饭，下去游泳，又去打电子游戏，然后，还上街看了一场电影，贺岁片，葛优演的，真好看。刚到屋不久，你就回来了。”

他从背后抱住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上次那个《牵手》，放到第几集了？”

沥川有一点跟我认识的男人大不相同。他不怎么喜欢看球，或者看体育频道。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言情剧、武打剧、历史剧都可以，哭哭啼啼的那种，越长越好，来者不拒。他的理由是，电视剧可以帮他熟悉汉语，尤其是日常对话。而体育台则用不着看，自己记得坚持锻炼身体就好了。

他找来找去，换了几十个频道，都没找到《牵手》。最后落在一个没头没尾的日本电视剧上。片中有插曲，是日文，他一听就说：“我换了啊，是悲剧，不看。”

“不是说你不怎么懂日语吗？”

“再怎么不懂，比你还是懂得多。”

“我二外是日语。”我用日语说。

然后，他说了一句日语，我大眼瞪着他，居然听不懂。

“松尾芭蕉的俳句。”他说，“你心服口服了没有？”

“你这人谦虚有没有底线？”

“没有。如果我是你，在这种水平，我干脆不告诉人家我有学二外。”

我跳起来，做势要掐他。他举手投降：“下回有不懂的日语作业，我帮你做，不收工钱。真的。你饶了我吧！”

第二天，我们在机场告别。我回北京，沥川去沈阳。等他从沈阳回来，寒假已经结束了。我仍在老地方打工。爸仍然给我寄钱，一个月一百块，比以往多了一倍。他不给我写信。我写给他的信，他也不回。我觉得，爸对我有深刻的洞察力，他好像知道我在干什么，而且知道我会像他那样，无论走上哪条路，都会越走越远永不回头。所以，他根本不想浪费时间来劝我。

沥川回来之后，我在龙璟花园的公寓里陪他住了十天。这十天，我们如胶似漆，日子过得犹如一对夫妇。我们的合影挂在墙上。那小偷虽然偷了相机，照相的技术还真不坏。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张，背景是远远的街灯，沥川回首，帮我撩过一缕飘在脸上的头发。那一刻，他侧对着我，关爱之意流露无余。之后，他回苏黎世老家，看望生病的奶奶。

沥川去了一周，隔天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他说家里还有别的事，需要多待一些时候。过了一个月，他说，他要陪他哥去滑雪。那里不通电话。他在瑞士待了整整两个月。

星期一，我到机场接他，发现他忽然间消瘦了很多。脸上的棱角更分明了。

“嗨！”他在人群中看见我，我们紧紧拥抱。

“怎么瘦了？”

“没觉得啊，你倒是胖了。”

“我吃得好嘛。”临行前，沥川一定要给我钱。我没要。我又到咖啡馆打工。这个学期我选的课不多，可以多干几个小时，所以收入相当不错。

“耳朵好了？”

他走到路边，检查我新打的耳洞。我上次看见朱碧瑄的珍珠耳环，十分喜欢，在龙璟花园住着没事的时候，沥川就带我到楼下的珠宝店去打了耳洞。他说我的皮肤白，戴珍珠不好看，红宝石才好看，玫瑰红的那种。所以我的耳朵上戴着一对红宝石耳环。沥川走之前，一天三次用酒精给我擦耳朵，怕我感染。结果，我的耳朵还是肿。

“好啦。”

“不疼了？”

“一点也不疼了。我自己都取下来好几次了。”

“不是说六个礼拜才能取下来吗？”

“沥川，你回去两个月，六个礼拜早已经过去了啊。”我敲敲他的额头。

他笑了笑，笑容中藏着一丝忧虑。

“今天我请客。”我说，“吃寿司。——就是上次那家店。”

我们坐上出租车，他说：“既然是你请，还是米线吧。寿司太贵了。”

一路上，他都不怎么说话。吃饭的时候，他也不怎么说话。吃完饭，他开车直接送我回寝室。

“出什么事了，沥川？”我的心沉甸甸的。

“家里有点事，挺麻烦的，是生意上的。此外，我爷爷身体不大好……病危。”

我很少听沥川提起家人。但我知道他在家里非常受宠。只要提起自己的家人，他的脸上都充满了感情。

“不是说奶奶病了吗？原来爷爷也病了？”

“对不起说错了，是我奶奶病危。”他说，“我可能最近还要回一趟瑞士。我在等电话。”

他避开了我的眼光，脸上写满了心事。

“那么，”我轻轻地握住他的手，“你是专程回来看我的？”

在寝室外面的树荫下，他捧起我的脸，悄悄地亲了一下：“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