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67年。

“红色联合”对“四?二八兵团”总部大楼的攻击已持续了两天，他们的旗帜在大楼周围躁动地飘扬着，仿佛渴望干柴的火种。“红色联合”的指挥官心急如焚，他并不惧怕大楼的守卫者，那二百多名“四?二八”战士，与诞生于l966年初、经历过大检阅和大串联的“红色联合”相比要稚嫩许多。他怕的是大楼中那十几个大铁炉子，里面塞满了烈性炸药，用电雷管串联起来，他看不到它们，但能感觉到它们磁石般的存在，开关一合，玉石俱焚，而“四?二八”的那些小红卫兵们是有这个精神力量的。比起已经在风雨中成熟了许多的第一代红卫兵，新生的造反派们像火炭上的狼群，除了疯狂还是疯狂。

大楼顶上出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那个美丽的女孩子挥动着一面“四?二八”的大旗，她的出现立刻招来了一阵杂乱的枪声，射击的武器五花八门，有陈旧的美式卡宾枪、捷克式机枪和三八大盖，也有崭新的制式步枪和冲锋枪——后者是在“八月社论”发表之后从军队中偷抢来的（注：1967年8月《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使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支弹药的事件愈演愈烈，全国范围的武斗也进入高潮。）——连同那些梭标和大刀等冷兵器，构成了一部浓缩的近现代史……“四?二八”的人在前面多次玩过这个游戏，在楼顶上站出来的人，除了挥舞旗帜外，有时还用喇叭筒喊口号或向下撒传单，每次他们都能在弹雨中全身而退，为自己挣到了崇高的荣誉。这次出来的女孩儿显然也相信自己还有那样的幸运她挥舞着战旗，挥动着自己燃烧的青春，敌人将在这火焰中化为灰烬，理想世界明天就会在她那沸腾的热血中诞生……她陶醉在这鲜红灿烂的梦幻中，直到被一颗步枪子弹洞穿了胸膛，十五岁少女的胸膛是那么柔嫩，那颗子弹穿过后基本上没有减速，在她身后的空中发出一声啾鸣。年轻的红卫兵同她的旗帜一起从楼顶落下，她那轻盈的身体落得甚至比旗帜还慢，仿佛小鸟眷恋着天空。

“红色联合”的战士们欢呼起来，几个人冲到楼下，掀开四．二八的旗帜，抬起下面纤小的遗体，作为一个战利品炫耀地举了一段，然后将她高高地扔向大院的铁门，铁门上带尖的金属栅条大部分在武斗初期就被抽走当梭标了，剩下的两条正好挂住了她，那一瞬间，生命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柔软的躯体。红色联合的红卫兵们退后一段距离，将那个挂在高处的躯体当靶子练习射击，密集的子弹对她来说已柔和如雨，不再带来任何感觉，她那春藤般的手臂不时轻挥一下，仿佛拂去落在身上的雨滴，直到那颗年轻的头颅被打掉了一半，仅剩的一只美丽的眼睛仍然凝视着一九六七年的蓝天，目光中没有痛苦，只有凝固的激情和渴望。

其实，比起另外一些人来，她还是幸运的，至少是在为理想献身的壮丽激情中死去。

这样的热点遍布整座城市，像无数并行运算的CPU，将“文革大革命”联为一个整体。疯狂如同无形的洪水，将城市淹没其中并渗透到每一个细微的角落和缝隙。

在城市边缘的那所著名大学的操场上，一场几千人参加的批斗会已经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在这个派别林立的年代，任何一处都有错综复杂的对立派别在格斗。在校园中，红卫兵、文革工作组、工宣队和军宣队，相互之间都在爆发尖锐的冲突，而每种派别的内部又时时分化出新的对立派系，捍卫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纲领，爆发更为残酷的较量。但这次被批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却是任何一方均无异议的斗争目标，他们也只能同时承受来自各方的残酷打击。

与其他的牛鬼蛇神相比，反动学术权威有他们的特点：当打击最初到来时，他们的表现往往是高傲而顽固的，这也是他们伤亡率最高的阶段；在首都，四十天的时间里就有一千七百多名批斗对象被活活打死，更多的人选择了更快捷的路径来逃避疯狂，老舍、吴晗、葛伯赞、傅雷、赵九章、以群、闻捷、海默等，都自己结束了他们那曾经让人肃然起敬的生命。

从这一阶段幸存下来的人，在持续的残酷打击下渐渐麻木，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精神外壳，使他们避免最后的崩溃。他们在批斗会上常常进入半睡眠状态，只有一声恫吓才能使其惊醒过来，机械地重复那已说过无数遍的认罪词；然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进入了第三阶段，旷日持久的批判将鲜明的政治图像如水银般注入了他们的意识，将他们那由知识和理性构筑的思想大厦彻底摧毁，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有罪，真的看到了自己对伟大事业构成的损害，并为此痛哭流涕，他们的忏悔往往比那此非知识分子的牛鬼蛇神要深刻得多，也真诚得多；而对于红卫兵来说，进入后两个阶段的批判对象是最乏味的，只有处于第一阶段的牛鬼蛇神才能对他们那早已过度兴奋的神经产生有效的刺激，如同斗牛士手上的红布，但这样的对象越来越少了，在这所大学中可能只剩下一个，他由于自己的珍稀而被留到批判大会最后出场。

叶哲泰从文革开始一直活到了现在，并且一直处于第一阶段，他不认罪，不自杀，也不麻木。当这位物理学教授走上批判台时，他那神情分明在说：让我背负的十字架更沉重一些吧！红卫兵们让他负担的东西确实很重，但不是十字架。别的批判对象戴的高帽子都是用竹条扎的框架，而他戴的这顶却是用一指粗的钢筋焊成的，还有他挂在胸前的那块牌子，也不是别人挂的木板，而是从实验室的一个烤箱上拆下的铁门，上面用黑色醒目地写着他的名字，并沿对角线画上了一个红色的大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