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简直是变戏法变出来的面包。”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每当老两口坐下来吃饭，上校都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老太婆施展出缝缝补补、拼拼凑凑的浑身解数，仿佛找到了一种在一无所有的状况下维持生计的诀窍。十月里雨居然多停了几天。潮湿转成闷热。沐浴在古铜色的阳光下，妻子完全缓过劲儿来了。她用了三个下午精心梳洗头发。“大弥撒开始了啊。”第一天下午上校对她说，当时她正用一把宽齿梳把满头长长的青丝梳通。第二天下午，她坐在院子里，膝上搭了条白单子，用篦子把犯病以来头上生的虱子篦了下来。最后，她用薰衣草泡水把头发洗了一遍，晾干后盘成两圈挽在脑后，然后用压发梳别好。上校等待着。晚上，他躺在吊床上一连几个钟头睡不着觉，为公鸡的命运担忧。星期三，小伙子们把它称了称，发现它状况良好。

当天下午，阿古斯丁的伙伴们兴高采烈，料定这只公鸡必胜，当他们一边打着如意算盘一边离去时，上校也觉得心情舒畅。妻子给他理了个发。“你让我年轻了二十岁。”他摸了摸头说。妻子也觉得丈夫说得有理。

“等我病好了，我连死人都能整治活呢！”她说。

可是，她这股乐观劲儿只持续了几个钟头。家里除去挂钟和那幅画以外，再没什么可卖的了。到了星期四晚上，里里外外已经一贫如洗。妻子对眼下的处境显得忧心忡忡。

“别着急，”上校安慰她道，“明天信就来了。”

第二天，上校在医生的诊所门口等汽船。

“飞机这东西真了不起，”上校盯住邮包说，“人家说它一晚上就能飞到欧洲。”

“确实如此。”医生说，用一份画报当扇子扇着。上校在等船靠岸后准备上船的人群中发现了邮电局长。局长第一个跳上船，从船长手里接过一个火漆封口的信封，然后又上到舱顶，邮袋就拴在两只汽油桶中间。

“可它也不是没有危险。”上校说，他突然看不见局长了，幸好随即又在卖冷饮的小车上那些花花绿绿的瓶子中间找到了他，“人类的进步可不是一点代价不付的。”

“现在坐飞机比坐船还保险，”医生说，“两万英尺的高空上，再大的风暴也吹不着它。”

“两万英尺！”上校茫然地重复了一句，他搞不清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多高。

医生更来劲儿了，他用双手把那份画报展平，并使它一动也不动。

“平稳极了。”他说。

可上校正一心挂在邮电局长身上，看着他左手端起杯子，喝干了泛着粉红色泡沫的冷饮，右手提着那个邮袋。

“而且，在海上，还有船一直和夜航的飞机保持联系，”医生接着说，“有这么周到的防备，真比轮船还稳当。”

上校看了他一眼。

“当然，”他附和道，“肯定就像地毯一样平稳。”

局长径直朝他们走来。上校怀着难以克制的焦切心情，不由得退后一步，试图看清那个火漆封口的信封上的收件人姓名。局长打开邮袋，取出一卷报纸交给医生，然后才撕开装有私人信件的大封套，查了查件数，又一封封地念着收件人姓名。医生打开了报纸。

“还在登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他看了看大标题说，“西方丢了地盘。”

上校没去看那些标题。他正在全力对付自己那发胀的胃。“自从实行新闻审查以来，报纸上就只谈欧洲了，”他说，“最好欧洲人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到欧洲去。这样大家就都能知道各自的国家在发生些什么事了。”

“在欧洲人眼里，南美洲就是一个随身带着吉他和左轮手枪的小胡子男人，”医生边看报边笑着说，“这里的问题他们完全不懂。”

局长把医生的信递给他，其余的都塞进邮袋，又把袋子扎紧了。医生正打算看那两封信，但在拆信前先看了上校一眼，然后望向局长。

“没有上校的信吗？”

上校心惊胆战。局长把邮袋往肩头一搭，走下人行道，头也不回地答道：

“没有人写信给上校。”

上校一反直接回家的老习惯，去了裁缝铺喝咖啡，阿古斯丁的伙伴们正在看报。他感到希望落空了。他真想在这里一直待到下星期五，免得两手空空地回去见自己的老伴。可是，裁缝铺打烊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妻子在等着他。

“没有信？”妻子问道。

“没有。”上校答道。

下星期五他又去等船，回家时又和往常一样没拿到盼望已久的信。“我们等够了，”这天晚上妻子对他说，“像你这样等信，一等就是十五年，真得有一股牛的耐性。”上校却上吊床去看报了。

“得等着挨个来嘛，”他说，“我们是一千八百二十三号。”

“可是从开始等到现在，这个号在彩票上都出现两回了。”妻子反驳道。

上校照例把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连广告也不放过。但是这一回，他的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他眼睛看着报纸，心里想的却是退伍金的事。十九年前国会通过了那条法令，自那以后他为申请得到批准就花了八年，之后又用了六年才把名字登记上去。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就是那时寄来的。

宵禁号响过以后他才看完报。正准备熄灯的时候，他发现妻子还没睡着。

“那份剪报还在吗？”

妻子想了想。

“还在。应该是和别的文件放在一起了。”

她钻出蚊帐，从衣柜里取出一只木盒，里面放着一沓按日期理好的信，束着根橡皮筋。她找见了那则启事，一家律师事务所承诺会很快办妥退伍金事宜。

“我早就跟你说换个律师了，要那样咱们早花上钱了，”妻子说着把剪报递给丈夫，“我可不愿意像印第安人那样，死了之后再把钱带到棺材里去。”

上校看了看那张两年前的剪报，把它放进了挂在门后的衬衣口袋里。

“糟糕的是，换律师得花钱哪!”

“用不着，”妻子斩钉截铁地说，“你写个字据给他们，就说等退伍金发下来，一切开销都从那笔钱里扣。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上心。”

就这样，星期六下午，上校去拜访他的律师。这位正懶散地躺在吊床上。他是个身材魁梧的黑人，整个上牙床就只剩下两颗犬齿了。他把脚伸进一双木底拖鞋，打开了办公室里一架自动钢琴上方的窗户。钢琴上落满灰尘，放打孔纸带的地方插着一本本贴有《官报》剪报的旧账簿，以及一套杂乱无章的财会简报。钢琴没了琴键，便充当了写字桌。上校在透露他来访的本意前，先表达了一番自己的担心。

“我早就对您讲过，事情不是一两天就办得成的。”上校停顿时，律师插进来说道。他热得大汗淋漓，使劲往后靠在椅背上，用一份广告小册子扇着凉。

“我的代办人常写信来，说不要灰心。”

“十五年了，总是这一套，”上校反驳说，“这都有点像那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绘声绘色地向上校描述了办事之艰难。他那日益松垂的屁股坐在那把椅子上，显得有点儿太挤了。“十五年前事情还好办些，”他说，“那会儿有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全镇退伍老兵协会。”他深深吸进一口热烘烘的空气，然后吐出一句至理名言，那神气就好像这句话是他刚刚发明出来的一样：

“团结就是力量。”

“可在这件事上一点儿力量也没有，”上校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我的老战友们都在等待信件的过程中死去了。”

律师无动于衷。

“法令通过得太晚了，”他说，“不是所有人都像您那么走运，二十岁就当了上校。此外，当时又有一笔专款没有算进去，这么一来，政府就不得不调整预算了。”

还是那一套老生常谈，每次听他这样说，上校就打心眼儿里反感。“这不是施舍，”他说，“不是他们对我们的恩赐。我们这些人当年为拯救共和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律师把双手一摊。

“没错，上校，”律师说，“可人们总是忘恩负义。”

这样的话上校也听得耳熟了。在签订尼兰迪亚协定的第二天，政府答应给两百名革命军军官发放遣散费和补偿金的时候，他就已经听到这句话了。当时，有一营革命军在尼兰迪亚高大的木棉树下扎营，营中大都是些从学校跑出来的小青年。他们在那里空等了三个月，后来各自想办法回了家，可在家里还是等。快六十年过去了，上校仍然在等待。

想起往事，上校的神情因激动而大变。他把筋骨暴露的右手撑在大腿骨上，低声说：

“那我就要作决定了。”

律师等着下文。

“您的意思是？”

“换律师。”

几只黄毛小鸭跟在一只母鸭身后钻进了办公室，律师站起身往外撵它们。“遵命，上校。”他一面轰鸭子一面说，“一切从命。我要是能创造出奇迹来，就不至于住在这个窝里了。”他用一个木栅栏挡住院门，又坐回到椅子上。

“我儿子干了一辈子的活，”上校说道，“我的房子也已经抵押出去了。可退伍法倒成了律师们的终身补助。”

“对我可不是，”律师反驳道，“在我这儿，每一分钱都花在办手续上了。”

上校自觉失言，心中不安起来。

“我刚才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忙改了口，用衬衣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天太热了，连脑子里的螺丝都生锈了。”

过了一会儿，律师就开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地找上校的那份委托书。阳光朝这间陈设简陋、用糙木板搭建的屋子中央移动。各处都找遍了之后，律师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地从自动钢琴底下掏出一卷纸来。

“在这儿呢！”

他把一张盖有印章的纸交给上校。“我还得给我的代办人写封信，让他们注销那边的副本。”他不说话了。上校掸了掸纸上的灰尘，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

“您自己把它撕掉吧！”律师说。

“不，”上校答道，“这是我二十年的纪念品。”他还在等律师继续找下去，可律师却停下来了。他回到吊床前擦了把汗，从那里透过闪闪发光的空气望向上校。

“那些文件我也要。”上校说道。

“什么文件？”

“申请证明啊！”

律师双手一摊。

“这我可办不到，上校。”

上校警觉起来。他担任革命军马孔多军区司库时，曾牵着一头骡子，驮了满满两箱军款，艰苦跋涉了六天，最后硬是在协定签署前半小时，拖着那头饿得半死不活的骡子赶到了尼兰迪亚兵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时革命军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给他开了张收据，把那两箱钱列入了投降上缴的物资清单。

“那些文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上校说，“那里头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写的一张收据。”

“这我同意，”律师说，“可那些文件经由成千上万间办公室的成千上万双手，早已转到国防部鬼知道哪个部门去了！”

“对这样的文件，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可能不加注意就放过去。”上校说道。

“可最近这十五年来，官员已经换了好几茬了，”律师又说道，“总统换过七任，每位任内至少改组过十次内阁，而每位部长又至少撤换过一百次属员，您想想这个情况。”

“可谁也不能把那些文件带回家去，”上校说，“每任新官总会在老地方看见它们的。”

律师恼了。

“再说，如果现在把这些文件从部里取出来，就得等下一轮重新登记了。”

“那没关系。”上校说。

“也许得等上几百年。”

“不要紧，这么长时间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