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刀和老兵，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懂得选择幸福的人。

老兵是一名老兵，他现在隐居在云南丽江古城，就在我酒吧的斜对面开了一个火塘，专卖烧烤。酒卖得特别贵，我们经常说他开的是黑店，但很多人愿意过去消费。

他从不介意我站在他们家烧烤店的桌上喝酒，很性情。我们经常是喝开了以后，大家一起站在桌上边唱歌边喝，前面就是火盆，有好几回，鞋就这么烤坏了。如果你们去丽江的话，替我向他问好，可以报我的字号，让他给你们打折，但打完折后应该也很贵。

这个男人的脑袋只有三分之二是他自己的，剩下三分之一是金属合体。自卫反击战时期，这个男人带着二百个人做敌后穿插，活着回来的只有十几个。回来之后，他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应该是一等功臣或者是特等功臣之类的吧。但他选择了放弃那一切，隐居云南，娶了一个泸沽湖畔的摩梭女人为妻，他的生育能力非常强，现在有了三个儿子。每年8 月1 日，我会回到丽江，跟他一起来过节，因为那天他会喝到酩酊大醉，然后对着一整面照片墙，来给他的战友们唱歌，唱那首《望星空》。

有一次我做节目，那期节目的嘉宾是《望星空》的原唱者董文华，我当时给老兵打电话：“我是否给你要一张签名照片呢？”

他的回馈是一个字：切！

他理所应当获得的一切，拿命换来的一切，他却选择放弃，然后选择了另外一种最市井的生活状态。他是幸福的吗？刚认识他时，我不敢完全肯定，但一年又一年，我越来越能够感知到他内心的强大。他懂得选择，我认为他是很幸福的。

还有一个人，我甚至不敢把他不戴墨镜的照片展现出来，因为有所顾虑。

他是当年尼泊尔毛派反政府武装游击队的中国籍雇佣兵，一个正儿八经的雇佣兵。当年，我和他在拉萨相识的时候，我在街头卖唱，他每天过来帮我收钱。他收钱不是硬问人要，是真来帮忙收钱。后来我们玩得非常好。后来，他又回去做他的雇佣兵了。很多年，我一直没有他消息。再后来，我知道他的消息，是因为玉树地震后，他是第一批带物资进灾区的人。他当时带队拉着一个车队的物资开了几天几夜，开到玉树……他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一直到今天，还继续针对玉树地区做志愿者工作的人。我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希望他身上的枪伤刀伤，在阴天下雨的时候不会太疼。

我和他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他也会回忆往事，当他讲述那些枪林弹雨中的过往时，他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幸福。我愿意用一个矫情点儿的说法描述他：他在“现世存在的超越感”这点上，可能比我们很多人尝试得更多吧。

我生命当中曾经历过许多神奇的朋友们，他们跟我们在座的应该不太一样，他们跟我们的人生经历可能有些地方雷同或重叠，但后来分别选择了不一样的路。他们对梦想和理想的解构和理解，跟我们不太一样，或者说，让别人觉得你过得好—在他们眼中，不是那么的重要。

我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我会有机会感知到他们多元的人生出口，多元的幸福构成，我能收获一种不一样的开心。

有一个死去的朋友，他曾帮助我建立我的幸福。

初冬还是晚秋的时候，他去拉萨河旁边拍照片。那么浅的水，谁都想不到，他一只脚踩进去取景，整个人就下去了。几秒钟之后，整个人都找不到了。大家沿着河去找尸体，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后来大家说是菩萨把他收走了。

有一只手鼓是他留给我的。他把鼓留给了我……这只鼓影响了我的……我可以很肯定地讲，影响了我的半生。

如果没有当年这只鼓，我不会坚持那种生活方式：背着一只手鼓去所谓的浪迹天涯，背着手鼓沿街卖唱，挣多少钱走多远的路，不论是藏区，还是康区。能给钱就给钱，不能给钱给我糌粑也行。后来我背着这只鼓，走了大半个中国，去了很多地方……沿着中尼公路，一个个的神湖，一座座的神山，玛旁雍措，冈仁波齐以及珠穆朗玛峰。我在那个鼓面上写了一行话：伴我行天涯。也写上了他的名字。

这只鼓后来在阳朔丢失了。我希望找到它的这个人，也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不知道这只鼓存留在世界何方，可能在天涯海角的某一个小酒吧，你们记着，上面有行字叫做“伴我行天涯”。如果你们见到的话，走过去拍一拍，这只鼓的声音跟世界上任何一只鼓都不一样，我一直相信这只鼓上寄托了他的灵魂。

有一年，他祭日的时候我们去祭奠他，我们在拉萨河边放爆竹，然后我抽烟，点烟，放了一排烟。我们往水里扔花，流水太湍急，花没有顺流而下，却在原地不停打转，像在跳一段胡旋的舞。

我谢谢他曾经给予我这个鼓，谢谢他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谢谢他促使我坚定了徒步卖唱的旅行方式。从而让我有机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建筑人生旅途中的幸福感。

多年的卖唱旅行，使我结识了很多流浪歌手，后来我们组建了一个小小的乐团，叫做“游牧民谣”。我们说，音乐是羊，在赶着羊游牧的路上，我们经历不同的丁字路口，同行的都是勇敢的人，有意思的人。

我认识的第一个流浪歌手，也是我在拉萨的第一个合伙人，叫做彬子。

他是北京通县的农民，木匠活做得很好。那一年，他抱着吉他流浪到了香格里拉，他在香格里拉差一点儿死在泥石流中，从香格里拉又九死一生地到了丽江。到丽江后，我们在丽江的四方街打了一架，打完架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打不相识，我们喝酒喝得很high，聊得也很high 。后来我在丽江得了重病，躺在床上—甚至可以用奄奄一息来形容。

他过来看我，带了一个烧饼，他说：“你看我来看你，是带了重礼来的。”

两层油纸打开，他把那只烧饼递给我。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他那一天所有卖唱的收入。他买了一个烧饼给我，所以那天他就是饿着的。

一年之后，我又在拉萨遇见了他。那时，他在藏医院路的街角卖唱，我就陪他一起卖唱。那时我有个习惯，会把银行卡、所有现金都留在济南，只带一张单程机票出发。我先飞到成都，到了成都之后，

徒步或搭车，想尽一切办法进藏。我们当时在街头一起卖唱，后来无意中我们聊到了理想。

我问：“彬子，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他说：“能开成一个酒吧的话，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开吧。”

那时，我们身上全部的钱加在一起是五百块。五百块钱—酒吧果真开起来了。他木匠活做得非常好，我们跑到拉萨近郊去找木头，找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木头方子，先把它们铺在地上，想办法把它们固定住了，然后拿斧头砍，拿刨子刨，后来地面居然非常平整。开业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认为我们买的是实木地板，他们问我从哪儿买的，说木纹很漂亮。

当年那个酒吧，叫做“浮游吧”。很多年后，有人说拉萨的“浮游吧”代表了拉萨的一个时代，它记录了在火车开通之前，产业结构翻天覆地变化之前，飘荡在拉萨的“拉漂们”的简单快乐状态，承载了太多奇妙的回忆。后来我看《诗经》，在《蜉蝣》篇里写道：蜉蝣之翼，采采衣服，麻衣如雪，于我归息……但这个酒吧后来没有了。

当时酒吧的内部装修也是我们弄的，我们两个流浪歌手真的没钱，问人家赊了颜料，把整个酒吧刷成了西红柿炒鸡蛋的颜色，黄一块红一块的。后来，我又赊了点儿墨汁，我大学学油画专业，还算会画画，就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整个酒吧墙上全画满了画，装修效果还不错。

我们是第三代“拉漂”，我在一面墙上画满了那个时期拉萨的“拉漂们”。画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火车开通以后，拉萨就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拉漂”了。

酒吧刚开业的头一天，我们没钱进酒水。大家过来看我们，可也都很穷，他们每个人就抱一箱拉萨啤酒过来，我们总共攒了二三十箱拉萨啤酒。开业卖酒，我们就靠那些拉啤在卖。那时，大家就想做一个比较纯粹的酒吧，也不单为了挣钱，就想给流浪歌手们提供一个落脚平台，所以打出了一个招牌：只要你是流浪歌手，流浪到了藏地，我们管吃管住。所以后来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歌手比客人还要多。最多的时候，有七个歌手七把吉他，只有两三个客人。大家总是要吃饭啊，怎么办？那就跑到街上卖唱去。后来，我发现每天卖唱挣的钱，好像比酒吧挣的钱要多一些。

那个时期，有很多人专门过来投奔我们，浮游吧，这个拉萨的小酒吧，也迎来了流浪歌手大本营根据地的第三位主人，赵雷。

赵雷那时在后海银锭桥唱歌。他背着一把吉他跑到拉萨做我们的合伙人，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在街头卖唱。我那时听他唱歌，惊为天人。

那时，我们跟人抢生意，右手边经常是一堆安多的喇嘛们，他们在念经，人家给他们布施。我们就坐在他们旁边，因为别的地方城管会管。我们在旁边唱我们的歌，大家有时候会较劲儿，每当我们这边有人放下了一块钱大票的时候—那时拉萨是不认钢镚儿的，非常流行一毛一毛钱。如果那时有人给我们放一块钱的话—右手边的大德们会微笑着把念经的速度突然加快：那摩赫拉达拉哆啦呀叶……（大悲咒）。而我们也会换一首更快的歌，比着唱。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后来和安多喇嘛们玩得挺好。

当年我对赵雷说：“赵雷，你这么好的嗓子，这么好的创作能力，这辈子如果被埋没太可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当下来看，他果真被埋没了。

浮游吧倒闭以后，赵雷一路流浪去了丽江，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在丽江重新支起“浮游吧”这块招牌……后来，他所有的钱被人骗光了，一路流浪回到了北京。再后来，他迫于生计“堕落”了，他去参加了快乐男生的选拔，进了总决赛二十强。

在我来看，他一个流浪歌手出身，经过了那么强的市场验证，他唱的歌让那么多在路上的人真心喜爱，赵雷不红，天理难容。但他终归还是要输，因为他长得不是偶像派，他输给了这个浮躁的时代。他现在的生活依然很艰难，很多时候甚至要继续当流浪歌手，但他自己并不是多么在乎。只要还有民谣音乐，就能让他有内心强大的力量。

成子是另一个流浪歌手，当时我们一起在拉萨卖唱。

他跟我一同经历过一点儿生死。

有一天，我们在拉萨街头卖唱，那天生意非常不好，大约是中秋节前，下着小雨，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很冷。这时有一辆猎豹汽车停在我们面前，冈日森格，汉语名字叫王东的一个小伙子下来问：“纳木错去不去？”

我们说，去啊，免费请我们蹭车，谁不去啊，不去不就二了吗？

车开了好一会儿，我们才想起来，那天我们穿的都是单衣单裤，车再开回去让我们穿衣服已经不太现实了。开到半夜，过了当雄，到纳木错山路上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雪。雪一直下到车身的一半，把窗子埋掉了一点儿，我们被埋在雪堆当中，气温下降得很快。天公偏偏作美，那辆车的暖气也坏掉了。而我跟成子，还有二宝，是还没有吃饭的。

现在想想，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几个瞬间之一。我那时想，哎哟，居然有机会可以遭遇到这种危机情况，太妙了。我们把车窗摇开，把雪拨开，爬出去玩。我们半陷在雪地里打滚儿，打完一个滚儿之后，把汽车的后尾灯拨弄开一点儿，灯光射出来一小片扇面，然后我们在扇面里边跳舞，跳了半天之后，我们爬回车里，把衣襟解开，然后紧紧抱在一起取暖，就这样挨了整整一宿，居然没被冻死。

藏地的雪在每天下午会化掉很多，当雪化掉，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当时停车的位置停得太棒了—离我们停车位置直线距离不过六十厘米，就是万丈悬崖。头天晚上，我们那么蹦着跳着，我们最后一个脚印，有一半已经在悬崖外边了，居然就没死，难道这不幸运吗？

被雪埋在纳木错之后的第二天，我们推着车慢慢过那根拉的垭口，发现很多车已经被雪全埋了，所以那天我们帮人家往外一辆辆推车，推了三十辆车。因为那时我们不太注意脸部防护，脸都被晒伤了。回到拉萨之后，我们很完整地“揭下来”两张人脸皮。藏地的水分非常少，气候干燥，那张脸皮慢慢缩水，缩成了铜钱大小，硬硬厚厚的，就像从脚后跟撕下来的。

每当我看到这一小块皮的时候，回想起年轻时曾经这样折腾过，我就觉得很幸福。这与坐在办公室朝九晚五，或者说站在某一个大型场馆有几万人给我鼓掌，所体会到幸福是截然不同的。

浮游吧没了以后，彬子带着媳妇一路火车站票，站来济南看我，和我告别。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背着一把吉他环球去了。我一度以为他死在路上了，直到有一天他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小城市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忽悠了一帮中东不良少年在电话里一起向我问好。再后来，他回国结婚、生子，回拉萨二度选址，重开浮游吧。

他决心要在藏地漂一辈子，虽然拉萨早已物是人非。

跟你们理解的流浪歌手不一样，从丽江到拉萨，我们从来不会拿着一个歌本说：“大哥，点首歌吧，来，我给你唱一个《最炫民族风》……”我们不唱这个，也不那样去招揽生意，我们基本上是守株待兔唱自己的原创。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大家只有在街头才能唱自己的原创呢？我们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免于恐惧，很多的时候仰仗着自己的艺术作品所能获得的一切，也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免于匮乏。但好在我认识的流浪歌手们都不是物质至上主义者，他们远离了实用主义者的颠倒梦想，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无忧恐怖。

很多时候，流浪歌手呈现了这样一种状态：可能我的脸会很脏，可能听我唱歌的人未必会衣冠笔挺，听歌的人可能只是一帮藏地小孩，但当我在唱歌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不仅是在玩音乐，同时也在玩我的人生。

在后藏日喀则地区的一帮捡垃圾的小孩子，他们听我唱完歌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橡皮筋包扎的一小摞钱，全是一毛一毛的纸币，每个人抽出一毛钱放在我面前。

那天，我的同伴哭得很厉害。

那天，有一盏路灯，打在我的头上，昏黄昏黄的灯光下，小孩子们脸很脏，鼻涕疙瘩都有。我可以用圣洁这个词吗？他们给我心灵的这种触动，那一刻让我终生难忘……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幸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认可，抛弃了年龄，抛弃了社会标签，让人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