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四日，我前往野野口在三月以前任职的市立第三初中。正值放学时间，返家的学生自校门口蜂拥而出。操场上，一名看似田径队员的男子正用铁耙整理着沙地。

我走向总务处的窗口，报上姓名，表明自己想与熟识野野口的老师谈谈。女职员与上司商量后，站了起来，去了教务处。她去的时间比我想象的久，正感不耐之际，我猛然想起学校就是这样的地方。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终于有人领我到会客室去。

身材矮小的江藤校长和教语文的男老师藤原接待了我。校长之所以列席，大概是怕藤原老师不小心说错话，想亲自盯着他。

我首先询问他们，知不知道日高邦彦被杀害一事，二人皆回答“十分清楚”。他们也知道，野野口是日高的影子作家，因一连串冲突而萌生杀机。看来他们好像反倒从我这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当我问到，对于野野口代人写作一事，他们有何看法时，藤原老师有点迟疑地说：“我知道他在写小说，也曾在儿童杂志上读过他的作品。但我做梦都没想到，他竟然会是别人的影子作家，还是那位畅销作家的……”

“你亲眼见过野野口写小说吗？”

“没有。他在学校里还得教书，我想他应该都是回家后或趁假日写的。”

“由此可见，野野口的教学工作还挺轻松？”

“不，他的工作并不特别轻松。只是他都很早回家，特别是从去年秋天以来，举凡与学校活动相关的杂务，他都巧妙地避开。他得的是什么病，我不是很清楚，但他身体不好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也不跟他计较。私底下，他好像就是这样抽出时间，帮日高邦彦写小说——这真是太令我惊讶了。”

“你说他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特别早回家，是吗？对此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记录？”

“这个嘛，我们不打卡，但我很确定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我们语文老师每两个星期都会开一次例会，他连那个都不参加了。”

“他之前没有类似的行为吗？”

“他那个人对工作是不怎么热诚，但之前倒都参加。”

之后，我又问，对于野野口的人品，他有何看法。

“他很安静，让人猜不透心里在想些什么，总是一脸茫然地望着窗外。不过现在想起来，他应该也很痛苦。我觉得他本性不坏，受到那样的对待，一时冲动做出无法挽回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日高邦彦的小说我也喜欢，还读过几本，可是一想到那些全是野野口写的，我就有截然不同的感慨。”

我向他们道谢后，离开了学校。

从学校回来的路上，有一家很大的文具店。我走进去，拿出野野口修的照片，问柜台小姐，这一年来有没有这样的客人来过这里。

她回答说好像见过，但记不清了。

五月十五日，我去见了日高理惠。大约在一星期以前，她搬到位于横滨的公寓。当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忧郁。这是一定的，她之所以搬家，就是因为不想再与案件牵扯不清。尽管如此，她还是答应和我见面，也许因为我不是媒体而是警察。她住的公寓附近有个购物中心，我们约在里头的咖啡厅碰面。她顾忌媒体，所以要求不要到她家里。

咖啡店隔壁的时装店正在打折促销，从外面看不见店里顾客的脸，而恰如其分的吵闹声也正好适合讲一些不愿被别人听到的话。我们往最里面的那张桌子走去。

我先问她近况，她露出了苦笑。

“老样子，每天过着不怎么愉快的生活，真希望能早日恢复平静。”

“只要扯上刑事案件，总要乱上很久。”

这些话对她好像起不了安慰的作用，她摇了摇头，语气严厉地滔滔说道：“在这桩刑事案件里，我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世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他们把它当成演艺圈的八卦绯闻，甚至有人说我们才是错的一方。”

对此我无法否认。确实，不管是电视的谈话节目，还是周刊的报道，大家更感兴趣的，不是日高被杀的事实，而是他盗用友人作品的新闻。再加上这其中还牵扯出其前妻的外遇事件，更让平常与文坛毫不相关的影视记者，也兴致勃勃地掺和进来。

“不要去管媒体的报道，对你会更好。”

“当然，我会试着不理，否则，迟早会疯掉。可是，讨厌的又不只是媒体。”

“还有什么？”

“可多着呢，令人讨厌的电话和信件来了一大堆，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查到我娘家的，大概是看到媒体报道，知道我已经不住在夫家了。”

应该是这样。

“这些事你和警察说了吗？”

“全说了。但这种事警察也未必解决得了，不是吗？”

正如她所言，不过，我也不能就此当成没这回事。

“电话和信件的内容都以什么居多？”

“什么样的都有。比如要我归还至今为止的版税，说什么枉费他们的支持；也有人把信连同外子的著作一起用纸箱寄过来。写信要求我们退回文学奖的也很多。”

“哦。”

据我推断，这些存心攻击的人应该都是日高邦彦的书迷，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恐怕很少。不，说不定这其中大部分人从头到尾就只知道日高邦彦这个名字。这种人净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还一天到晚注意哪里有这样的机会，至于对象是谁，他们根本不在乎。

听到我这么分析，日高理惠也深表认同地点了点头。

“讽刺的是，外子的书竟意外地卖得很好，这也算是种偷窥的乐趣吧。”

“这世上本来就有千百种人。”

日高邦彦的书卖得好，这我也知道。不过，现在市面流通的都是库存的部分，出版社那边好像还没有要再版加印的意思。我想起反对我的影子作家说法的编辑，他们应该也打算再观望一阵子。

“对了，连野野口的亲戚也跟我联络了。”

她好像浑不以为意，我听了却惊讶极了。

“野野口的亲戚？都说些什么？”

“好像要我把之前著作所得的利益归还，他们认为对于以野野口作品为草稿的那些书，他们至少有权索取原创费，我记得是他舅舅作为代表来谈的。”

推舅舅为代表，也许是因为野野口没有兄弟，父母又都已过世。他们竟然提出利益归还的要求，我非常震惊，这世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你怎么回答他们？”

“我说等和律师谈过以后再作回复。”

“这样做是正确的。”

“说老实话，我心里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我们是被害者，还被案犯的亲戚勒索金钱，真是听都没听过。”

“这个案例是奇怪了点，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法律不是很熟，但我想应该没有支付的必要。”

“嗯，我也这样想，可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不甘心的，是在世人口中，我先生的死成了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连那个自称野野口舅舅的人，也一点歉意都没有。”

日高理惠咬着下唇，显现出个性中好强的一面，看来愤怒战胜了哀伤。我放心多了。如果她在这个地方哭起来可就麻烦了。

“之前我好像也跟你提过，我绝不相信外子会剽窃他人的作品，因为每次他讲起新作的时候，眼里总是闪烁着如孩童般的兴奋光芒。那让我觉得，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创作故事，真的让他很快乐。”

对于日高理惠的说辞，我只是点了点头。她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然而要我就此出言附和却办不到。她大概读出了我的心思，并没有继续说下去，转而问我有什么事。

我从上衣的内袋里拿出一份资料，放到桌上。“可否请你先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野野口修的手记。”

日高理惠明显表现出不悦的神情。“我不想看。里面只是洋洋洒洒地写着我丈夫是如何欺负他的，对吧？大致内容我通过报纸已经知道了。”

“你说的是野野口被逮捕后所写的自白书吧？这个手记和那个不同。你也知道，野野口在犯案之后，为了掩人耳目，特地写了与事实不符的记录，这就是那记录的副本。”

她好像明白了，不过脸上厌恶的表情依然没变。

“哦？那我读这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

“请别这样说，总之你先看看好不好？页数不太多，我想应该很快就可以读完。”

“现在？在这里？”

“拜托你了。”

她一定觉得我的话很奇怪，但她没再问任何问题，伸手把资料拿了过去。

十五分钟后，她抬起了头。

“我看完了，然后呢？”

“有关这份手记里不实记述的部分，野野口亲口承认的有两点。首先，描写和日高邦彦对话的地方，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和睦，他们的应对可说十分凶险。”

“好像是这样。”

“其次，之前也曾向你求证过，野野口走出你家时的情况。事实上，你只送他到玄关，他却在这里写道，你一直送到大门外。”

“没错。”

“还有没有别的？在你的记忆里，有没有哪个细节跟手记的描述有很明显的差异？”

“你说别的……”

日高理惠露出困惑的表情，目光停在复印的手记上，接着不太确定地摇了摇头。“没特别不同的。”

“那么，那天野野口说过的话、做过的动作，有没有哪一点在这里没有提到？不管是多细微的事都可以。比如，这中间他有没有去上过厕所？”

“我不太记得了，不过那天野野口先生应该没去过厕所。”

“电话呢？他有没有打电话出去？”

“这个……如果是在我先生的房间打的，我就不知道了。”

日高理惠好像已经不太记得那天发生的事了。这也难怪，野野口登门造访的那一刻，她根本不知道那天对她而言将会是特别的日子。

我正想放弃，她突然抬起了脸。

“啊，倒是有一件事。”

“什么？”

“恐怕完全不相干呢。”

“没关系。”

“那天野野口要回去的时候，给了我一瓶香槟当礼物。这件事，手记里没有写。”

“香槟？你确定是那天吗？”

“绝对没错。”

“你说他回去的时候给的，详细的情形可否描述一下？”

“藤尾美弥子来了之后，野野口就从我先生的工作室出来。那时他跟我说，他只顾着和日高讲话，把礼物的事忘了，事实上他买了香槟过来。他从纸袋中把酒拿了出来，还告诉我，这个可以留到今晚在酒店里喝。我不客气地接受了。”

“那瓶香槟后来怎样了？”

“我把它放在酒店房间的冰箱里。事情发生后，酒店曾打电话过来，我告诉他们，自行处理掉就可以了。”

“你没有喝？”

“是的。我本想等外子工作结束后来到酒店，再一起慢慢享用，便先冰了起来。”

“之前曾有过这样的事吗？不一定是香槟，野野口经常拿酒作为礼物？”

“更早之前我就不知道了，就我记忆所及，这是第一次，大概是因为野野口本身不喝酒的关系。”

“哦。”

野野口自己在自白书上写道，第一次造访日高家时带了威士忌，那时的事日高理惠当然不知道了。

我继续问道，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在手记里没有记载？日高理惠很认真地思索一番，说想不出还有其他的。接着，她反问我，为何到现在还在查这种事情？

“一桩案件要结案得经过很多繁杂的手续，确认作业也是其中之一。”对于我的说明，她好像完全信服。

和她分别之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事发当晚日高夫妇下榻的酒店，询问有关香槟的事。虽然花了一点时间，但终于跟记得当时情形的职员联系上了。

“我想那是唐·培里侬的粉红香槟，一直摆在冰箱里。因为那种酒很贵，又没开启，我们便很谨慎地联络了物主，结果物主说要我们自行处理，我们就照办了。”

男职员的语气十分客气。

我问他，后来那瓶香槟怎么处理了，酒店职员支支吾吾一番后才承认自己把它带回了家。

我继续问他，是否已经喝了，他回答，两个星期前就已喝掉，连瓶子也丢了。

“有什么问题吗？”他好像很担心。

“不，没什么特别的。对了，那瓶香槟好喝吗？”

“嗯，很不错。”

那名职员听起来好像很愉快，我挂了电话。

回家后，我把野野口潜入日高家的带子放来看——我拜托鉴识科特别帮我复制了一卷。

反复观看却一无所获，只有无聊的画面烙印在我的眼底。

五月十六日，下午一点过后，我来到横田不动产株式会社的池袋事务所。这家事务所规模不大，正前方是镶着玻璃的柜台，在它后面仅摆着两张铁制的办公桌。

当我进去的时候，只有藤尾美弥子一个人在里面处理公事，其他职员好像出去了。因此我没有约她到外面谈，直接隔着柜台聊了起来。在旁人看来，大概很像某个形迹可疑的男子正在找便宜公寓。

我稍微寒暄了几句，就马上进入问题的核心。

“你知道野野口的自白书吗？”

藤尾美弥子神情紧张地点了点头：“大概的内容我在报纸上读过了。”

“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怎么样……总之很惊讶就是了，没想到那本《禁猎地》是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