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说的最后一句话证明移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他有一段伤心的往事，看起来他象是已经赎清了自己的罪恶，然而他的良心还没有宽恕自己。不管怎么样，这个罪人还是感到惭愧，他忏悔自己的过去，他的新朋友们热诚地想和他握手；而他却觉得不配把自己的手伸给这些忠实的人！不过，经过美洲豹的事件以后，他没有再回森林，从那天起，他连“花岗石宫”的范围以外都没有出。

他的一生究竟有些什么秘密呢？陌生人将来会谈出来吗？这都只好等日后再看了。然而大家都一致同意，决不追问他的秘密，他们要显得毫无疑虑的样子和他生活在一起。

他们的生活和以前一样，继续了好几天。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在一起工作，有时候当化学师，有时候做实验家。只有和赫伯特一同去打猎的时候，通讯记者才离开工程师，因为再让少年在森林里单独行动未免太不小心了；他们必须随时当心。纳布和潘克洛夫有时在厩房和家禽场，有时在畜栏，再加上“花岗石宫”里的工作，他们从来也不会没有工作干。

陌生人还是单干，他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一向不来吃饭，睡觉就在高地的大树底下，绝不和伙伴们发生联系。居民们挽救了他，然而他们的集体生活对他说来，却好象是不能容忍的！

“可是，”潘克洛夫说，“他又为什么要人们去援救他？为什么要把那张纸条扔在海里呢？”

“他会解释给我们听的。”赛勒斯·史密斯老是这么说。

“什么时候？”

“也许比你想的要早一些，潘克洛夫。”

果然，他自己坦白的日子接近了。

12月10日，也就是他回到“花岗石宫”附近来的一星期以后，史密斯看见陌生人向自己走来，用平静而谦逊的声调说：“先生，我请求您一件事。”

“说吧，”工程师说，“不过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陌生人听了这话，脸立刻涨得通红，打算往后退。赛勒斯·史密斯知道这个罪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他怕工程师问他过去的一生。

史密斯拦住了他。

“伙伴，”工程师说，“我们不仅是你的伙伴，而且还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你能相信这一点，现在你有什么话说给我听吧。”

陌生人一手捂着眼睛。他浑身颤抖着，一时说不出话来。

“先生，”他终于开口了，“我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离这儿四五英里的地方，你们有一个养家畜的畜栏。这些家畜需要有人照料。您能让我住在那儿吗？”

赛勒斯·史密斯非常同情地注视着这个不幸的人，过了一会儿，然后才说：

“朋友，畜栏里的厩房只能勉强住牲口。”

“对我就非常合适了，先生。”

“朋友，”史密斯说，“你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限制。你愿意住在畜栏里，那也可以。然而，我们总是随时欢迎你住到‘花岗石宫’里来。可是既然你要住在畜栏里，我们就必须给你整理一下，让你舒舒服服地住在那里。”

“不要管那些，我自己会安排得很好的。”

“朋友，”史密斯说，他总是故意用这个亲密的称呼，“这件事该怎么办才最合适，你应该让我们决定。”

“谢谢您，先生。”陌生人说完以后，就走了。

工程师把他的提议告诉了伙伴们，大家一致同意在畜栏里盖一所木头房子，他们要把它盖得尽量舒适。

当天，移民们就带着必要的工具一齐到畜栏去，不到一个星期，房屋已经落成，只等房客搬进去了。这所房子盖在离兽棚大约二十英尺的地方，在那里照看羊群非常方便，现在畜栏里已经有八十多只羊了。他们还制造了一些家具：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一只碗柜和一只箱子，又拿了一支枪、一些弹药和工具到畜栏里去。

陌生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过自己的新居，他让居民们在那里工作，自己留在高地上，毫无疑问，他想把他的工作全部做完。由于他劳动的结果，整个的地面都已经翻松，只等到时播种了。

12月20日，畜栏里全部收拾好了。工程师告诉陌生人他无论什么时候搬都可以，陌生人答应说当天晚上就到那里去睡。

这天傍晚的时候，移民们集合在“花岗石宫”的餐厅里。这时候是八点钟，他们的伙伴就要和他们分别了。居民们怕由于他们在场，陌生人势必要向大家辞行，这样也许会引起他的难受，于是他们把陌生人单独留下来，都回到“花岗石宫”里面去了。

他们在大厅谈了几分钟，突然听见有人轻轻地敲门。陌生人立刻就进来了；他没有什么开场白，张嘴就说：

“诸位先生，在我离开你们以前，你们应该知道我的历史。我告诉你们吧。”

这几句简单的话使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深深感动。

工程师站起身来。

“我们并没有要求你，朋友，”他说；“你有权利保持缄默。”

“我应该谈出来。”

“那么，坐下吧。”

“不，我要站着。”

“你说吧，”史密斯说。

陌生人站在房角落一个光线微弱的地方，他没有戴帽子，两手交叉在胸前，摆好了这种姿势，然后，就好象逼迫着自己似的，开始用一种暗哑的嗓音讲起来，在讲的过程中，他的听众一次也没有打断他。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1854年12月20日，苏格兰贵族格里那凡爵士的游船邓肯号停泊在澳大利亚西海岸南纬37度的百奴衣角。游船上有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夫人、一个英国陆军少校、一个法国地理学家、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这两个孩子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年前格兰特和他的水手们随着不列颠尼亚号一起失踪了。邓肯号的船长是约翰·孟格尔，船上一共有十五个水手。

“游船到澳大利亚海岸来的原因是这样的：六个月以前，邓肯号上的人在爱尔兰海捡到一个瓶子，里面装着一张纸条，纸上写着英文、德文和法文。大意说，不列颠尼亚号遇险以后，还有三个人活下来，那就是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个水手，这三个人流落在一个海岛上，纸条上注明着海岛的纬度，然而写着经度的地方却被海水侵蚀了，已经认不出来。

“这个纬度是南纬37度11分，虽然不知道经度，可是只要不管大陆或海洋，一直沿着37度线前进，最后一定能够找到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个伙伴所在的地方的。英国海军部迟迟不去找他们，格里那凡爵士却决定要尽一切力量把船长找回来。玛丽和罗伯尔·格兰特，这两个孩子也和他取得了联系。于是爵士的全家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准备乘邓肯号汽艇远航。邓肯号离开格拉斯哥，向大西洋进发，经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一直来到巴塔戈尼亚；他们原先看了纸条，以为格兰特船长被当地的土人掳去了。

“邓肯号的旅客在巴塔戈尼亚的西岸登陆，然后游船开到东岸的哥连德角去等他们上船。格里那凡爵士沿着37度线横穿巴塔戈尼亚，一路并没有发现船长的踪迹。于是又在11月13日回到船上，以便横渡大西洋，继续寻找。

“邓肯号一路经过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和阿姆斯特丹群岛，但是都没有找到，在1854年12月20日那天，我已经说过，它到达了澳大利亚的百奴衣角。

“格里那凡爵士打算象横穿美洲一样穿过澳洲，于是他登了陆。离海岸几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爱尔兰人的农场，农场主人殷勤地招待了旅客。格里那凡爵士向爱尔兰人说明了来意，并且问他，在一年多以前，是不是曾经有一只叫做不列颠尼亚号的三桅船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一带沉没。

“爱尔兰人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沉船的事情；然而，没想到他的仆人中突然有一个人走上前来说：

“‘阁下，谢天谢地！如果格兰特船上还有人活着，那么他一定就在澳大利亚一带。’

“‘你是谁？’格里那凡爵士问道。

“‘和您一样，阁下，也是苏格兰人，’仆人说；‘我是格兰特船长手下的一个水手——不列颠尼亚号船上的遇难人。’

“这个人名叫艾尔通。根据他的证明文件，不错，他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可是就在触礁的时候，他和格兰特船长拆散了，直到当时，他始终以为船长和所有的水手都死了；自己是不列颠尼亚号唯一侥幸脱脸的人。

“‘不过，’他接着说，‘沉船的地方不是澳大利亚的西岸，而是东岸，如果象纸条上所说的那样，格兰特船长确实还活着，那么他一定已经被当地的土人俘虏了！我们应该到东岸去找他。’

“这个人说话直率，看样子他很有把握：他的话似乎是不会错的。爱尔兰人雇用他一年多了，也证明他忠实可靠。因此，格里那凡爵士相信他是诚实人，就按照他的意见，决定循着37度线，横穿澳大利亚。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夫人、两个孩子、陆军少校、法国地理学家、孟格尔船长和几个水手组成一个小队，由艾尔通作向导出发了；邓肯号由大副汤姆·奥斯丁率领着，驶往墨尔本去，在那里听候格里那凡爵士的调度。

“他们出发的那天，是1854年12月23日。

“现在应该说明，艾尔通是一个叛徒，不错，他曾经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长，可是由于他和船长发生过争执，就企图煽动水手叛变，把船抢过来，因此在1852年4月8日，格兰特把他丢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上，自己开船走了。按照海上的规矩，这样做是正确的。

“因此，这恶棍根本不知道不列颠尼亚号遇险的事情，他仅仅是听格里那凡爵士说过以后才知道的。他自从被抛弃以后，化名彭·觉斯，当了一群逃犯的头子。他所以大着胆子，一口咬定船是在东岸遇的险，目的是要把格里那凡爵士引到那儿去，使他远远地离开他的船，然后抢走邓肯号，用这只游船在太平洋上做海盗。”

陌生人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他的嗓音有些颤抖，可是他又继续说下去：

“小队开始作横贯澳大利亚的远征了。让彭·觉斯（也就是艾尔通）作向导，他们是非倒楣不可的。他事先串通好犯人，让犯人有时在前，有时在后。

“这时候，邓肯号已经被打发到墨尔本修理去了。犯人们必须使格里那凡爵士命令游船离开墨尔本到澳大利亚的东岸去，因为在那里劫船非常容易。艾尔通把小队带到离东岸不远的地方，进入一片大森林，爵士在这里进退不得，毫无办法，于是准备给艾尔通一封信，要他送给邓肯号的大副，信上命令游船立刻驶到东岸的吐福湾，因为远征队几天以后就可以走到那里。艾尔通正打算在那里和他的党羽会合。当这封信要交给他的时候，这个叛徒的真面目被揭穿了。他只有逃跑。但是，这封信能使他得到邓肯号，他不惜一切力量要得到它。艾尔通终于得到了这封信。两天以后，就到达了墨尔本。

“直到现在，这个恶棍的阴谋一直进行得很顺利，按他的计划，只要邓肯号开进吐福湾，让罪犯们毫不费力地把船抢过来，把船上的人杀光，然后彭·觉斯就可以在海上称雄了……然而老天爷没有让他实现这些可怕的阴谋。

“艾尔通到达墨尔本以后，把信交给大副汤姆·奥斯丁，大副看了信立刻就启航了。可是第二天艾尔通发现大副没有向澳大利亚东岸的吐福湾出发，却是在向新西兰的东岸航行。你们想，艾尔通该是多么恼恨和失望啊！他想拦住大副，可是奥斯丁把信给他看！……果然，信上写的是新西兰的东岸——原来法国地理学家把目的地写错了，真是万幸。

“艾尔通的全部计划都化为泡影了！他气极了，什么都不顾地蛮干起来。于是他们给他带上手铐脚镣。他就这样被带到新西兰的海岸，他的党羽和格里那凡爵士的下落怎样完全不知道。

“邓肯号在新西兰的海岸一直等到3月3日，那天艾尔通听见炮声。原来是邓肯号开的炮，一会儿，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伙伴们就到船上来了。

“经过的情形是这样的。

“格里那凡爵士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和危险，终于走完全程，到了澳大利亚东岸的吐福湾。他打了一个电报，告诉墨尔本‘邓肯号不在此地！’回电是：‘邓肯号于本月18日启航。目的地不详。’

“格里那凡爵士只能断定：他那正当的游船已经落在彭·觉斯手里，沦为海盗船了！

“然而，格里那凡爵士并没有因此放弃寻找格兰特船长的意图。他是一个勇敢而慷慨的人。他搭上一只商船，向新西兰的西岸驶去，然后沿着37度线，横穿新西兰，结果还是没有发现格兰特船长的踪迹。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可以说是天意安排的，他竟在东岸找到了邓肯号，大副指挥着它，已经在那里等了他五个星期了！

“这一天是1855年3月3日。格里那凡爵士上了邓肯号！艾尔通也在船上。爵士把他喊来，要这个恶棍谈出他所知道的关于格兰特船长的全部情况。艾尔通不肯说。于是格里那凡爵士对他说，在下一次靠岸以后，立刻就要把他交给当地的英国官方。艾尔通还是一言不发。

“邓肯号继续沿着37度线航行。在这期间，格里那凡爵士夫人用说服的方法感化这个恶棍。

“最后她的力量奏效了，艾尔通答应说出他所了解的情况，但是他向格里那凡爵士提出一个交换条件，那就是，宁可把他遗留在太平洋的任何一个岛屿上，也不要把他交给英国官方。格里那凡爵士一心想得到格兰特船长的消息，就答应他了。

“于是艾尔通叙述了自己的一生，当然，从格兰特船长把他留在澳大利亚海岸的那天起，以后的情况他完全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格里那凡爵士还是履行了他的诺言。邓肯号继续航行，不久来到达抱岛。他们打算让艾尔通在这里登岸，也就是在这里——正好是在37度线上——他们找到了格兰特船长和另外两个水手，这真是一个奇迹。

“于是罪犯就到这个荒凉的小岛上去代替这三个人了。当他离开游船的时候，格里那凡爵士说：

‘艾尔通，这里离开任何陆地都很远，不能和人类取得联系。邓肯号把你遗留在这个小岛上，你是没法逃跑的。你将要一个人留在这里，至于你的心眼里在想些什么，上天会知道的。你不会失踪，也不会被人们遗忘，正好象格兰特船长一样。虽然你不值得让人们怀念，然而人们会怀念你的。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来找你。我决不会忘记！’

“邓肯号扬起了帆，很快就不见了。那天是1855年3月18日。

“艾尔通孤零零地住在岛上，可是他并不缺少火药、武器、工具和种籽。

“格兰特船长在岛上盖了一所房屋，可以供罪犯自由使用。他只需要住下来，在寂寞中赎清自己过去的罪行。

“先生们！他后悔，他为自己的罪恶而感到羞耻，他非常痛苦！他对自己说，等到有一夭人们来接他离开小岛的时候，他一定要配得上回到人群里去！这个不幸的人受尽无数的折磨！他辛勤地劳动，想通过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他成天祷告，想通过祷告，悔过自新！两年、三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艾尔通在孤独之中，变得极其谦恭，他长久地期待着水平线上的来船，问自己赎罪的期限是不是快要到头了，他吃尽了人们所没有尝过的苦难：啊！对于一颗在忏悔中煎熬的心来说，孤独是多么可怕啊！

“可是，上天一定以为给这个不幸的人的处分还不够，因为他觉得自己慢慢地变成一个野蛮人了！他感到自己逐渐养成了野性！

“他不知道是不是在独自生活了两三年以后转变的，可是他最后终于变成了你们所找到的那个可怜的家伙！

“我不说你们也知道了，先生，我就是艾尔通——彭·觉斯。”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听完以后，站起身来。他们的激动是无法形容的。这是多么悲惨、沉痛和绝望的一幕啊！

“艾尔通，”史密斯站着说，“你过去有很大的罪行，可是上天认为你的罪恶已经赎清了！现在你能回到同伴们中间来，这就是一个证据。艾尔通，你已经得到了宽恕！现在，你愿意做我们的伙伴吗？”

艾尔通后退了几步。

“让我们握握手吧！”工程师说。

艾尔通抓住工程师伸过来的手，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你肯和我们住在一起吗？”赛勒斯·史密斯问道。

“史密斯先生，再让我独自呆一个时期，”艾尔通回答说，“让我一个人住在畜栏的房子里吧！”

“随你的便，艾尔通。”赛勒斯·史密斯说。艾尔通正打算退出去，工程师又问了他一个问题：

“再说一句话，朋友。既然你自己愿意过孤独的生活，那你为什么又要把纸条扔在海里，让我们按照地点去找呢？”

“纸条？”艾尔通重复着，他似乎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

“是的，我们捞到一个瓶子，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正确地写着达抱岛的位置！”

艾尔通摇了一下头，想了一会，然后说，“我从来也没有把什么纸条扔在海里！”

“从来也没有吗？”潘克洛夫叫道。

“从来也没有！”

艾尔通鞠了一躬，走到门口，和大家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