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那次疗伤之旅一直都没有什么清晰的印象。他将始终透过一层忧愁的薄雾来回忆这次旅行，就像那个时期发生的一切一样。当他收到委任电报时，甚至都没想接受，但洛达里奥·图古特用德国人的理由说服了他，那就是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一份光辉的前途在等着他。他说：“电报员这一行大有可为。”他送给他一双带兔皮衬里的手套，一顶草原上用的帽子和一件经受过巴伐利亚冰冷一月考验的长毛绒领大衣。莱昂十二叔叔送了他两件呢子衣服，几双防水靴，都是他父亲的遗物，还给了他一张下一班船的寝舱船票。特兰西多·阿里萨按照儿子的身材改小了这些衣服——他不像父亲那样高大，比德国人也矮许多，她还给他买了几双羊毛袜和几条连体裤，好让他不缺少衣物去抵御寒冷荒原上的恶劣天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经过了一系列的挫折后变得异常冷漠，就像死人为自己的葬礼做准备似的，参与着为这次远行所做的工作。他没有把自己要走的消息告诉任何人，也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就像当初他只向母亲倾诉了心中悄悄压抑的激情一样。但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是故意放纵了内心的最后一丝疯狂，做出了一个很可能断送自己性命的举动。半夜里，他穿上星期日的礼服，独自站在费尔明娜·达萨的阳台下，拉响了那曲他为她创作的爱的华尔兹。这支曲子只有他们俩知道，也是三年来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挫折的象征。他一边拉，一边低诵着歌词，琴渐渐被泪水打湿。他拉得是那样激情澎湃，刚奏出头几小节，整条街上的狗便开始狂吠，接着，全城的狗都跟着吠叫起来。但过了一会儿，在音乐的魔力下，它们又慢慢安静下来，华尔兹最终结束在一片空灵的寂静之中。阳台的窗子没有打开，也没有人向街上探出头来，甚至连那位几乎总是拎着油灯赶来，试图从演奏小夜曲的人身上捞点油水的巡夜人也没有出现。而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这次演奏就像一道宽慰的符咒，因为当他把琴收进琴盒，头也不回地在死一般寂静的街道上渐行渐远时，心中感到的并不是明天即将远行，而是仿佛多年前就已抱定永不回来的决心离开了此地。

那船是加勒比河运公司所拥有的三条一模一样的船之一，为纪念公司的创建者被重新命名为“皮奥第五·罗阿依萨号”。那是座漂浮在水上的双层木屋，建在一个又宽又平的铁壳上，最深吃水五英尺，这让它能够更好地在水深莫测的河流中消灾避祸。最老的一批船是世纪中叶在辛辛那提建造的，依照的是往来于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轮船的传奇样式，两侧各有一个桨轮，靠烧柴的锅炉驱动。同这些老船一样，加勒比河运公司的船的底层甲板几乎与水面齐平，安有蒸汽发动机并设有厨房，还有一大排鸡笼似的舱室，船员们把自己的吊床横七竖八、高高低低地挂在里面。顶层则设有驾驶室、船长和高级船员的舱室，还有一间休息室和一间饭厅，身份高贵的旅客至少会被邀请到这里一次，用餐或者打牌。中间层有六间一等舱，设在一段被当作公共餐厅的甬道两侧。船头是一个露天起居室，配有雕花的木头栏杆和铁柱子，很多普通旅客晚上就把吊床挂在这里。但和那些老船不同的是，船的两侧并没有桨轮，而是在船尾有一个装有水平桨叶的巨轮，就位于旅客甲板上那令人窒息的便池下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七月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上了船，但他并没有像第一次旅行的人几乎出于本能所做的那样，一上船就不厌其烦地四处勘察。黄昏，当船经过卡拉玛尔村时，他到船尾去小便，透过便池洞，他看见巨大的桨轮在他脚下转动，卷起翻腾的泡沫和蒸汽，发出火山爆发般的隆隆巨响。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新环境。

他从没出过远门。他带着一只马口铁皮箱子，里面装着荒原上要穿的衣服，几本他自己装订的插图小说——把买来的月刊连载小说订在一起，再加上硬纸作为封皮——还有几本烂熟于心、已经快翻碎了的爱情诗集。他把小提琴留在了家里，因为它与他的不幸关联得实在太紧密，母亲则逼他带上了铺盖卷。这是一套很普通也很实用的寝具：一只枕头，一条床单，一个白镴尿壶和一顶针织蚊帐，所有这些都卷在一张席子里，用两根龙舌兰绳捆着，席子和绳子在急需时还可以用来做吊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不想带这些，因为舱室里自有铺开的床铺，这些东西根本用不着。但到了第一个晚上，他不得不又一次感谢母亲的明智。原来，在最后时刻，上来一位身穿礼服的旅客。他是当天清晨乘坐一条欧洲船抵达这里的，此刻由省长亲自陪同登船。他带着妻子、女儿、身穿制服的男仆以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通过楼梯的七只镶着金边的箱子，希望即刻继续行程。为了将这几位不速之客安顿下来，船长，一位身材魁梧的库拉索人，试图唤起船上土生白人的爱国情怀。他用库拉索方言和西班牙语掺杂在一起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解释，说那位身穿礼服的人是新上任的英国全权公使，正在前往共和国首都的途中，并且提醒他说，那个王国为了帮我们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取得独立，向我们援助了决定性的物资，所以，为了能让一个如此高贵的家庭在船上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任何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于是理所当然地让出了自己的舱室。

起初，他并没有后悔，因为每年这个时期，河中都水量充足，所以前两个晚上船并无颠簸。每天吃过晚饭，下午五点钟，船员们会给旅客发一些帆布底的折叠床。每个人便找地方把自己的床打开，铺上行李中的铺盖，再在上面支起针织蚊帐。有吊床的人会把吊床挂在大厅里，什么都没有的人就睡在餐厅的桌上，把整个旅途中绝不会更换两次以上的桌布盖在身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基本上大半宿都睡不着，他仿佛在河面凉爽的微风中听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声音，对她的回忆抚慰着他的寂寥。黑暗里，船踏着野兽般的大步前行，在它的喘息声中，他倾听着她的歌唱，直到第一缕霞光出现在地平线，新的一天突然绽放在荒无人烟的草原和烟雾弥漫的沼泽之上。他觉得这次旅行再一次证明了母亲的智慧，他感受到了在遗忘之中存活下来的勇气。

然而，在顺畅的河水中走了三天后，船开始行进在意想不到的浅滩和迷惑人心的暗流之间，前进得格外艰难。河水变得浑浊，而且越来越窄，两岸是参天大树纵横交错的丛林，只能偶尔遇到一间茅屋，旁边堆着船上锅炉用的柴火。鹦鹉叽里呱啦的叫声和看不见的长尾猴的喧闹仿佛加剧了午间的闷热。晚上，船不得不停在岸边，让大家休息。在那种时候，单单是活着这件事，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除了闷热和蚊子的烦扰，还得加上晾在栏杆上的一块块腌肉发出的恶臭。大部分旅客，特别是欧洲人，都走出腐臭的舱室，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以度过漫漫长夜，用毛巾一边擦拭不断渗出的汗水，一边驱赶各种活物。天亮时，他们都精疲力竭，个个被叮咬得鼻青脸肿。

此外，由于那一年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时断时续的内战又爆发了新的事端，为了维持船上的秩序，保证旅客安全，船长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防备措施。他禁止了那个时期旅途中人们最为热衷的一种消遣，即朝岸上晒太阳的短吻鳄开枪射击，以避免误会和冲突。后来，有旅客为此争论，分成敌对的两派，于是，船长没收了所有人的武器，并以荣誉保证旅行结束后悉数奉还。甚至对英国公使他也没有网开一面：这位公使在起锚后的第二天早晨，便穿上狩猎服，拿着一支精密卡宾枪和一支猎杀老虎的双筒猎枪出现在大家面前。过了特内里费岛，限制变得更为严格，因为在这个岛，他们遇上了一艘高高悬挂着瘟疫黄旗的船。关于这个警告标志，船长没能获得更多信息，因为那艘船没有回答他发出的信号。但就在同一天，他们遇到了另一艘前往牙买加运送牲口的船。船上的人告诉他们，挂瘟疫旗的那条船上有两个得霍乱的病人，疫情正在侵袭前方流域。于是，不仅在接下来的港口，甚至在那些为装柴火而停靠的无人区，旅客都一律禁止下船。就这样，在到达目的港之前最后的六天旅途中，旅客们染上了一些监狱中的习惯。其一便是恶劣地传看一套荷兰的色情明信片。这套明信片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谁也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尽管没有一个跑船的老手不清楚，这不过是船长著名收藏中的一套样品而已。但就是这点儿没有盼头的消遣，最终也停止了，因为只会徒增烦闷。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他那种令母亲忧伤不已、令朋友痛心疾首的矿石般的耐心忍受着旅途的艰辛。他没有跟任何人打交道。日子在他身上轻而易举地流逝。他坐在栏杆前，看着岸边一动不动晒太阳的短吻鳄张着血盆大口等着捕捉蝴蝶，看着受惊吓的草鹭突然从沼泽中飞起，看着海牛用巨大的乳头喂养幼崽，并发出如女人哭泣般的叫声，令旅客惊诧不已。在同一天，他看见河上漂过三具膨胀发绿的尸体，上面还站着几只兀鹫。最先是两具男尸，其中一具没了头，而后漂过一具只有几岁的女童的尸体，她那美杜莎般的头发在船尾的航迹中上下漂浮。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是霍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但那令人恶心的强烈气味污染了他心中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

向来如此：每一件事，无论好坏，都与她有着一定关联。晚上，船停泊下来，大部分旅客都在甲板上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而他却在餐厅的瓦斯灯——唯一一盏直到天亮都不会熄灭的灯下，复习着那些他几乎可以背下来的连载插图小说。当他用现实中认识的人去代替小说中想象的人物时，那些反复读过多遍的情节又恢复了最初的魔力，而他向来把那些坏运气的情侣角色留给自己和费尔明娜·达萨。另外一些夜晚，他会给她写下一封封伤心欲绝的信，而后，任它们的碎片漂散在那一刻不停地向着她的方向奔流而去的河水之中。就这样，他挨着那些最难熬的分分秒秒，时而化身为一位腼腆的王子或爱情的卫士，时而又回到他那伤痕累累的皮囊，变回一个被遗忘的恋人，直到清晨吹来第一缕微风，他才坐到栏杆旁的靠背椅上打起盹来。

一天晚上，他比往常早一些中断了阅读。正当他漫不经心地朝厕所走去时，空无一人的餐厅里突然打开了一扇门，挡住了他的去路，一只鹰爪般的手抓住了他衬衫的袖子，把他拉进一间舱室，随即又关上了门。黑暗中，他甚至看不清这个不知年龄的裸体女人的样貌，她浑身淌着湿热的汗水，喘着粗气，一把将他仰面朝天地推倒在简易床上。她解开了他的皮带，又解开他裤上的扣子，接着便骑在他身上，毫无光荣可言地夺取了他的童贞。两人恣情陷落一个无底的深渊，四周泛着爬满青虾的咸水沼泽的味道。之后，她在他身上躺了一会儿，无声无息地喘着气，然后消失在黑暗中。

“现在，您走吧，忘了它。”她对他说，“就当这件事从没有发生过。”

这次突袭是如此迅速而成功，令人无法视之为一次无聊时突发奇想的疯狂举动。它必然是从容计划的结果，甚至连细枝末节都考虑到了。这个令人愉悦的信念增加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躁动，因为当他处于欢愉的顶峰时，曾有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甚至也不愿承认的发现，那就是，他对费尔明娜·达萨的虚无缥渺的爱可以用世俗的激情来替代。于是，他千方百计想找出那个技艺精湛的强奸者，或许在她那豹子般的本能中，他能找到医治自己痛苦的良方。但他没有找到。相反，调查越是深入，他感到自己距离真相越发遥远。

袭击发生在最后的那间舱室中，但这一间和倒数第二间有一扇门相通，所以两间舱室组成了一间有四个床位的家庭卧室。里面住着两个年轻女人、一个上了年岁但风韵犹存的妇人，还有一个几个月大的男孩。她们是从巴兰哥·德洛巴上的船，自从蒙波斯城因其河水变化无常而被从蒸汽船的航线上取消后，该城的货物和旅客都是从巴兰哥·德洛巴港上船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之前就曾注意到她们，但那只是因为她们把熟睡的孩子放在一只巨大的鸟笼里随身携带。

她们穿得仿佛是在时髦的远洋轮船上旅行似的：丝绸裙底衬有裙撑，蕾丝饰领，宽檐帽上缀着马鬃花。年龄较小的那两个女人每天都要从头到脚换好几身华丽衣服，就在其他旅客热得快要窒息的时候，她们却仿佛置身于自己随身携带的一片春光之中。三人灵巧地撑着阳伞，摇着羽毛扇，但就像所有的蒙波斯女人一样，她们的意图令人费解。毫无疑问，她们是一家人，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甚至连她们之间的关系都搞不清楚。起初，他认为那个年长的妇人可能是另外两个的母亲。但随后他注意到，她的年纪根本不足以当她们的母亲，而且她戴着半孝[12]，而另两个女人却没有着孝。他无法想象，她们中的一个敢在另外两人睡在旁边的床铺时做出那种事来，唯一合理的假设就是这个女人利用了偶然的，又或者是安排好的空当，在舱室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下手。他观察到有时她们中的两人会出去乘凉，很晚才回来，而第三个人就留下来照看孩子。但在一个更热的晚上，她们三人带着孩子一起出了门，孩子睡在柳条编的鸟笼里，外面还罩着纱幔。

[12] 根据西方习惯，守丧后期可以穿黑色以外的深色衣服，称为“半孝”。